书中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呢？人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呢？首先，有“入门工具书”（“how to do it”）：有关冶金学、植物学、语言学、礼仪规范，终于还有了儿科医学方面的书。托马斯·费尔（Thomas Phaire）在1544年出版的《儿童之书》 （The Book of Children）一般被认为是英国人写的第一部有关儿科学的书。〔意大利人保罗·巴杰拉尔多（Paolo Bagellardo）出版的一本比他更早，在1498年。〕费尔在书中建议使用出牙嚼环，并面面俱到地提出了一系列儿童可能患的“严重和危险的疾病”，包括“apostume of the brayne”（很可能是脑膜炎）、噩梦、瘙痒、 眼充血、腹绞痛和肚子胀气2儿科学和礼仪书籍的出版强烈显示，在印刷机发明后不到１００年的时间里，童年这个概念已经开始形成。但核心问题在于，印刷导致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爆炸”。要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成人，人们需要超越习俗和原有的记忆，去探索过去不知道也不曾考虑过的世界。因为除了一般信息，如在“入门”类书和其他五花八门的指导和手册里可以找到的，在商业世界里，还有印在纸张上的、日多一日的合同、契约、期票以及地图。（毫不奇怪，在信息变得越来越标准化和可以重复时，地图绘制员开始将“天堂”从他们的图表上删除，理由是它的地点太不确定了1。）

事实上，如此多的信息、如此五花八门的种类不断被生产出来，书商已不再可能用抄写的手稿来作为书的模型。到了１６世纪中叶，印刷商开始实验新的出版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创新就是用阿拉伯数字来编页码。第一个为人所知的这样编页码的实例，是约翰·弗罗本2所出的第一版伊拉斯谟的《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印刷于1516年。编排页码必然导致更精确的索引、注释和相互参照。这又反过来或导致、或同时伴随着其他创新，如标点符号、段落标题、分段、书名页和页首标题。到了１６世纪末，机器制作的书已经有了一种排印格式，从外表上看，其实在功能上，都可以和今天的书媲美。在１６世纪早期，书商们关心的是书籍格式的美观和效率。意大利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头十年》（First Decennale）当时非常成功。该书的印刷商愤愤不平地抱怨这本书的一个盗版。他把那盗印的版本描绘成“蹩脚的廉价货……破烂的装订，没有页边，很小的书名页，前后都没有扉页，歪歪扭扭的字形，有许多印刷上的错误”。3

在此很值得回想一下哈罗德·英尼斯提出的原则：新的传播技术不仅给予我们新的考虑内容，而且给予我们新的思维方式。书籍的印刷形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内容的方式，从而推动了一种新的组织思想的方式。印刷书籍所具有的一成不变的线性特点——一句一句排列的序列性，它的分段，按字母顺序的索引，标准化的拼写和语法——导致一种詹姆斯·乔伊斯4戏称为“ABC式”的思维习惯，即一种跟排版结构非常相似的意识结构。对于印刷术的这个结果，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都用了很大的篇幅进行论述。即便像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这样小心翼翼的学者也相信，新兴的书籍的版式，它特有的编纂信息的方式，“有助于重新整理所有读者的思想，而不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1

人们不会怀疑把书组织成章节的形式逐渐成为公认的组织课题的方法：书籍呈现材料的形式演变成该学科的原理。爱森斯坦列举了法学领域里一个有趣和显而易见的例子。中世纪时，由于很少有老师完整地看过《法典大全》（the Corpus Juris），因此教授《法典大全》的老师既不能向学生、也不能向自己说明每一个法律的组成部分是如何跟完整的原理体系相联系的。但从1553年开始，以印刷为目的的一代法律学者着手进行编辑整部手稿的任务，包括重新组织各个部分，根据内容把它们归入不同的段落，以及为引文编制索引。这样做，他们使这部古典文献变得完全可以为读者所用了，文体上明白易懂，内在逻辑通畅。也就是说，他们彻底改造了这个学科。2同样地，爱森斯坦指出：“仅仅是为教授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等级的课本作准备，就等于鼓励重新评审既定的步骤和重新安排对不同领域的处理方法。”3换言之，同一学科往往有不同的课本，但这些课本在各部分安排的顺序上要有一致性；而确定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过程，便是课本作者在改造他们的学科领域。

与此同时，无可避免的是，１６世纪的书籍的编辑非常注意书籍内在组织的清晰度和逻辑性。“每个学科都能够按主题来处理的信条，”杰拉尔德·斯特劳斯（Gerald Strauss）写道，“最好的阐述方式是通过分析来进行。出版商和编辑都非常热衷于这样的信条。”1当然，他们所采纳的是一种价值观，是针对一个学科来对人类思想进行组织的最好方法。它是书籍和排版结构所固有的价值。但它决不是唯一的价值。当书法消失时，别具风格的手稿也随之消失了，不具个人色彩和可以反复使用的印字排版承担了一定程度的权威性。直到今天，尽管作家还是各具特性，一般人仍然倾向于相信印刷出来的东西。的确，无论印刷的书籍怎样缺少独特的个人印记，就像课本和百科全书，但是人们把印刷的书籍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之声的潮流几乎难以抗拒。

我们这里所要说的是，排版决不是信息的中性传递者，它导致了学科的重组，强调逻辑和清晰，并形成一种对权威信息的态度。它也导致了对文学形式的新认识，例如，散文和诗歌，就是由于其文字印刷排列上的不同而被区分开来的。当然，书页的排版结构以及印刷书籍的便于携带和可重复再版，不仅对随笔散文的产生，而且对后来以小说著称的文体的产生，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早期的小说家自己本身就是印刷商，如塞缪尔·里查森（Samuel Richardson）。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在写作人类第一部科幻小说《乌托邦》（Utopia）时，参与了印刷该书的每一阶段。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决不能低估语言从耳朵转移到眼睛、从口语转移到排版这个过程对人类心理造成的撞击。能够看到自己的语言持久存在、反复印刷，而且以标准的形式出现，这使人类与语言产生了最深厚的关系。今天，我们完全生活在一个书面语言的世界里，如果没有阅读能力，我们无法处理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们很难想像拥有阅读能力在十六七世纪是多么的美妙和重要。具备阅读能力可以产生非常大的效力，甚至是魔力，它可以将一个人从绞刑架上拯救出来。例如，在英国，一个能从《圣经》里读一句句子的小偷只会受到在拇指上打烙印的处罚；不能读的则命运截然不同：“罪犯保尔能读，打上烙印处罚；罪犯威廉不能读，处以绞刑。”以上这个例子引自对两个小偷的判刑记录。他们在1613年因抢劫苏塞克斯郡（Sussex）的公爵家而被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