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阿尔杜斯去世的时候，印刷开创了第一个记者职业、第一个文学敲诈者、第一个色情作品的批量生产者，这三种身份全部集中在皮特罗·阿伦提诺（Pietro Arentino）一人身上。1阿伦提诺出身低微，没有受过教育。但他本能地懂得印刷是让人出名的工具，也就是说，他发明了报纸。我们也可以把忏悔性写作（confessional writing）的起源归之于他。除个别例外，如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忏悔录》（Confessions），过去的文学传统从未有过暴露私人生活的作品，也没有个人观点得以公开表现的既定“声音”或语气，自然也没有对想像中的、其实不存在的人群讲话的习俗。2阿伦提诺从未接受过任何人的教诲（因为此前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而抢先印出一连串的反教权主义的淫秽作品、诽谤性的故事、公开的指责和个人观点。所有这一切已经成为新闻传统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盛行不衰。他发明的“黄色”新闻和与此相应的表现风格，使他名利双收。当时他以“王公贵族的祸患”著称，是那个时代的“公民凯恩”3。

阿伦提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传统。他以亲切的措辞满足了一大批无形的大众。如果说他的作品反映的是这种新文学传统的肮脏的一面，那么蒙田（Montaigne）的作品则代表了较有益的一面。蒙田生于1533年，那时阿伦提诺已经41岁了。蒙田发明了一种写作风格、一种语言形式、一种人格面貌。通过这些手法，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沉着自信而且直言不讳地向无形的当代之人和后世之人表达意见。蒙田发明了个人随笔。就像民谣提倡公众观念一样，蒙田的随笔提倡个人主义，赞美个人历史，而不是公众历史。就它的谦逊、幽默、睿智而言，蒙田的作品不赞美公众，却只赞美他自己，赞美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怪僻和偏见。400年后，当诺尔曼·梅勒（Norman Mailer）写出了《自我推销》（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一书时，他只不过是在延续蒙田的传统，给它一个恰当的名称而已。这个传统就是作者自我宣传，自我暴露，作者作为个人对立于社会。麦克卢汉以其独特的方式说道：“凭借着印刷，人们立即发现了方言能够广泛传播的功能。”1麦克卢汉想到的不只是阿伦提诺和蒙田，他还特别提到了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拉伯雷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歌颂的能力是举世无双的。例如，他吹嘘说他的《高康大》（Gargantua）在两个月内卖掉的册数要比《圣经》在十年里卖掉的都要多。2由于这番话，他被指责为违反神旨和亵渎上帝。这一段插曲让人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类似事件。约翰·列农说披头士乐队比耶稣基督更有影响，因此也遭到了严厉的谴责。问题的关键在于抄写文化是跟知识产权的概念和知识个性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指出：“抄写文化的状态……压制了人的自恋情结。”3而印刷却使它获得解放。

在印刷激发起作家日益强烈且无须掩饰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它也在读者中创造出类似的态度。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一切人际交流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甚至连阅读所采用的也是口语模式，一个读者大声朗读，其他人随后跟上。4但自从有了印刷的书籍之后，另一种传统便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口腔无须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来，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从16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对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则请他们保持安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因此，在这个过程的两端，即生产和消费，印刷创造出一种心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这倒不是说印刷术创造了个人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条件。列奥·洛温塔尔（Leo Lowenthal）说道：“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类本性的普遍哲学是建立在这样的构想之上的：每个个人都是离经叛道者。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存在就在于坚持个性，反对社会的限制和规范要求。”1

如果说英尼斯已经洞察到一种新的传播技术改变了我们的兴趣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印刷给予我们自我，使我们以独特的个体来思索和谈话。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是最终导致童年开花结果的种子。当然，童年并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它经历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才成为西方文明中看上去不可逆转的特征。假如没有每个个人本身都是重要的、人类的心灵和生命从根本上超越公众这一观念，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个性观念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它也会应用在儿童身上，因此，比方说，到了18世纪，人们普遍接受儿童夭折的必然性（阿里耶斯将之称为“必要的损耗”）的情况已经大部分消失。实际上，大约在16世纪末，儿童的死亡开始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父母的坟墓上。也许这是个可怕的事实，但正好说明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然而，单有个人主义并不能产生童年。童年要求社会必须有一个将人划分为不同阶层的基础。因此，还需要另一个动因的出现。这个动因也的确出现了。由于没有更好的措辞，我暂且称它为“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印刷机发明后的50年里，欧洲文明的传播环境明显地在逐渐瓦解，并连同其他行业一起在进行调整。在有读书能力的人和没有读书能力的人之间产生了明确的界线。后者局限于中世纪的感知力和兴趣水平，而前者则被推进一个充满新事实和新感受的世界。印刷术发明以后，可供谈论的新生事物大量增加。这些内容都在书里，或至少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现。路易斯·芒福德是这样描述这种状态的：“印刷的书，比其他任何设备都更能把人从此时此地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印刷品使事件变得比它本身更有影响……印刷形式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余的世界往往变得更虚无缥缈。学习变成了从书本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