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最终导致童年概念土崩瓦解的符号世界的种种变化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了解一下１７世纪以来童年的演变过程。当我说到童年的消逝时，我指的是一个概念的消逝。如果我们还记得童年概念的诞生所面临的种种障碍，以及支持它成长的种种影响，那么我们也许会加深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更不用说由于童年概念的消逝而感到的失落。

例如，我们万万不可认定童年是在谷登堡的印刷术和校长的分班影响下骤然成熟起来的。一如我在前几章里努力揭示的，这些事件的确是童年概念在现代世界中得以形成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同其他任何观念一样，尤其是那些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观念，童年带给不同时代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当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试图理解童年的概念，并将它融入各自的文化时，童年所面临的是与产生地大不相同的经济、宗教和知识的环境。在有些情况下，童年被丰富了；在有些情况下，它被忽略了；还有些情况下，它被贬低了。然而，童年始终不曾消逝，尽管有时濒于消逝的边缘。

例如，１８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始终是童年的劲敌。直到１７世纪末，英国的识字、学校教育和童年的概念都发展得非常迅速。但由于大型工业城市的兴起，工厂和煤矿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儿童的特殊天性不得不退居于儿童作为廉价劳动力来源的利用价值之下。“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果之一，”劳伦斯·斯通写道，“是……助长了学校的惩戒、处分功能。有些人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大半是不顾儿童的意愿，促使儿童适应工厂里的日常劳动。”1情况的确如此，假如儿童有幸去上学的话。因为整个１８世纪和部分的１９世纪，英国社会对待穷人的孩子尤其残酷无情，穷人的孩子充当了英国这部大工业机器的燃料。

“我在高伯（Gauber Pit）井下控制风门，我不得不在没有灯的情况下操作，我很害怕。早上４：００，有时３：３０我就去上班，直到５：００或５：３０才出来。我从来没有睡着过。当有灯光的时候，我有时会唱唱歌，但我不在黑暗中唱：那样我不敢唱。”这是１９世纪中叶年仅８岁的女孩萨拉·古德（Sarah Gooder）描绘的矿井中的一天。2萨拉以及其他儿童揭示的残酷现象最终导致英国立法，禁止矿井雇用儿童，即１０岁以下的儿童！

更早些时候，在1814年，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立法，规定偷盗儿童是可以提起公诉的罪行。脱光偷来儿童的衣服一直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对于实际偷盗儿童或把儿童卖给乞丐的行为，法律却没有任何惩罚。不过，法律对儿童所犯下的罪行却严惩不贷，没有丝毫恻隐之心。直到1780年，在两百多项可以判绞刑的罪行中，儿童若触犯了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会被一视同仁，处以绞刑。在诺里奇（Norwich），一个７岁的女孩被绞死，罪名是她偷了一条衬裙。在戈登暴乱3之后，几个儿童被公开处以绞刑。“我从未见过男孩子如此痛哭不已。”目击绞刑的乔治·塞尔温（George Selwyn）说。1

在1761年进行的一次审讯中，安·马丁因弄瞎一些孩子的眼睛，随后带他们到全国各地乞讨而被判有罪。2她只被判在纽盖特监狱（Newgate Prison）服两年的刑。如果孩子是她自己的，很可能她根本不会被判有罪。她的罪行，看上去只是由于损坏了别人财产而构成的。

有大量的书，包括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描写１８世纪到１９世纪中叶的英国，穷人的孩子遭受恐怖的统治：济贫院，服刑机构，纺织厂，矿井，不识字，缺乏学校。我小心翼翼地选择“恐怖的统治”（reign of terror）一词，因为我认为阐明下面的观点很重要：正如法国的恐怖统治没有、也不可能摧毁政治民主的思想一样，残酷对待底层阶级的儿童没有、也不可能摧毁童年的概念。童年的概念比那些从未受益于此概念的儿童更加坚强耐磨。这一点值得我们对未来感到欣慰。

童年之所以能从工业化的英国的贪婪中幸存下来，原因有几个。其中之一是英国的中、上层阶级使这个概念保存下来，并精心培养和扩展它。对萨拉·古德个人而言，这个事实不可能有任何意义或些许安慰。但对于整个世界文明，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对英国尤其如此。有关童年的想法和前提一旦被引进，从此便在英国扎根，从未离开过。有时它们只是受到阻隔，不能进入某个阶层。虽然英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直到最近，它依然是西方世界中最有阶级意识的社会，但是童年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最终还是渗透到了底层阶级。又如，1840年以后，初级教育迅速发展，到了１９世纪末，无论哪个阶级，男人或女人，文盲现象已经基本上消除。3

童年并不是那种可以永远隐瞒、不让社会各阶层知道的一个概念。即使英国的中、上层阶级努力这么做——他们的确也这么做了，童年的概念在其他国家的发展也会对情况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也的确如此。正如在１７世纪，童年的概念从英国穿越海峡到达欧洲，在１８和１９世纪，它从欧洲又重新穿过海峡回到了英国。举例来说，到１８世纪末，欧洲大陆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缺乏教育和年轻人犯罪之间有着某种因果关系。1824年，一个访问了英国的德国人说道：“单单在英国，它每年处以死刑的人数就要比其他国家全部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它听任２００万人民到处游荡，极度无知。”11833年，《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估计，就欧洲的教育而言，英国人落在标尺的底部，德国人则在最顶端。2若不是德国人，那么肯定是苏格兰人。苏格兰人到了１８世纪末已经发展出欧洲最大的初级教育体系，还有也许是最好的中等教育。问题在于，童年的含义意味着这个概念可以跨越所有国家的边界，虽然时而受到阻止和打击，但总能继续它的旅程。尽管当地情况会影响它的面貌和进程，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它消逝。例如在法国，反对社会识字文化和教育的势力，不是来自没有人性的工业资本主义，而是来自耶稣会。因为耶稣会的成员担心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会被“新教化”。可到了１９世纪中叶，在识字率和儿童的入学率上，法国都赶上了英国，因此，童年的意义在法国也得到了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