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卢梭反对这种论调，而且他的意见颇具影响力，但是，多少世纪以来，儿童接受的始终是旨在使他们“变好”的教育，也就是说是使他们压抑天然的充沛精力的教育。当然，儿童从不觉得他们喜欢这样的常规训练。早在1597年，莎士比亚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感人肺腑且难以忘怀的儿童形象，因为孩子们知道学校是走向成年的严峻考验。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著名的“人生的阶段” （ages of man）这段话里，莎士比亚写道：“一个哼哼唧唧的男生，背着书包/脸色像早晨一样灿烂，行路却慢腾腾像蜗牛一样/不情愿去上学堂。”

自我控制，作为智力和神学的准则以及成年的一个特征，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也相应地反映在性道德观和性行为上。关于这两方面，最有影响的早期著作是伊拉斯谟1516年出版的《箴言》（Colloquies）。该书试图提出男孩必须控制他们出于本能的生活方法。把这本书看作是第一部广为流传的、以羞耻心为主题的世俗书籍，我认为是公平的。但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并非完全如此，因为伊拉斯谟探讨的问题在１８世纪已经被禁止出现在儿童的书籍里。例如，他在书中描写了一个假想的例子：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妓女相遇，男青年拒绝妓女的勾引，反而为她指出通向美德之路。伊拉斯谟也描写了一个青年向一个姑娘求爱，以及一个妇人抱怨丈夫任性之行为。换句话说，书中告诫年轻人如何对待性的问题。人们也许会说，伊拉斯谟敢于冒着断送自己名声的危险，他是那个时代的朱迪·布卢姆1。但是，不同于这位写了许多广为流传的儿童性问题小说的现代流行作家，伊拉斯谟的用意不是削弱羞耻感，而是要增强它。伊拉斯谟明白—— 一如后来的约翰·洛克，以及后来的弗洛伊德——即使去除神学的内涵，羞耻心依然是人类文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它是征服我们本性所要付出的代价。书本和书本学习的世界几乎算不上我们超越动物本能的胜利；一个识字社会的要求使一种精雕细琢的羞耻感变得非常必要。若稍加引申，我们便可以说，由于印刷将信息和送信人分开，由于印刷创造了一个抽象思维的世界，由于印刷要求身体服从于头脑，由于印刷强调思考的美德，所以，印刷强化了人们对头脑和身体的二元性的看法，从而助长了对身体的蔑视。印刷赋予我们的是脱离躯壳的头脑，但却留下了一个我们该如何控制身体的其余部分的问题。羞耻心正是这种控制得以实现的途径。

到１６世纪末，社会上存在这样一些现象：一个围绕着书籍的神学理论，一种新的、以印刷为基础的日益成长的商业体系和一个依照学校教育来组织家庭的新概念。综合起来，这些现象都竭力提倡在所有事情上保持克制的观念以及对私下和公开的行为进行明确区分。“渐渐地，”诺伯特·伊莱亚斯写道，“性行为与羞耻和尴尬〔紧密〕相联，需要在行为上相对克制的概念在整个社会较均衡地传播开来。唯有当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距离加大，‘性启蒙’才变成一个‘尖锐的问题’。 ”2伊莱亚斯在此处是说，随着童年这个概念的发展，社会开始收集内容丰富的秘密，不让儿童知道：有关性关系的秘密，也包括有关金钱、暴力、疾病、死亡和社会关系。由此，甚至还发展出了语言秘密，亦即大量不能在儿童面前说的话。

这本身是一个奇特的讽刺。因为一方面，新兴的书本文化——用英尼斯的话来说——打破了“知识垄断”，它使神学、政治和学术方面的秘密变得能为广大的公众所获得，而这在以前是无法做到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局限儿童于书本学习，由于他们受制于书本学习者的心理以及校长和家长的监督，印刷向儿童关闭了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日常生活这个世界正是中世纪的年轻人非常熟悉的。最后，了解这些文化秘密成为成年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直到最近，儿童和成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还是成人拥有据信是儿童不宜知道的信息。在儿童走向成年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分阶段向他们揭示这些秘密，至“性启蒙”为结束。

正因为如此，所以到１６世纪末，学校老师已经拒绝让儿童接触某些“不体面的书”，并对说脏话的儿童进行惩罚。此外，他们阻止儿童进行赌博，而中世纪的年轻人最喜欢以赌博消磨时间。1因为人们不再期待儿童了解成人公开行为的秘密，有关行为举止的书变得很常见。这一回，伊拉斯谟又领先了一步。在他的《论男孩子的礼仪》（De Civilitate Morium Puerilium）一书里，为了启迪年轻人，他制定了在公众场合下言行举止的一些规则。“吐痰时要转过脸去，”他说，“免得唾液落在别人身上。若吐到地上的是脓性物，要用脚把它踩掉，免得让人恶心。如果你不方便这么做，就把痰吐在一小块布上。咽回唾液是很不体面的行为，跟我们见到的那些每说几句话就要吐痰的人一样，那是一种习惯而不是需要。”

至于擤鼻涕，伊拉斯谟坚持说：“对着帽子或衣服擤鼻涕是很粗鲁的……用手也不见得更加礼貌……用手帕擦鼻孔才是适当的，而且要转过脸去，假如有更尊贵的人物在场。”

伊斯拉谟在此同时做着几件事。首先，他在诱发年轻人的羞耻感。没有羞耻感，未成年人是不能成为成年人的。同时他还把年轻人比作“野蛮人”，因为在童年发展的过程中，如前所述，人们产生了一种想法，即儿童是未成形的成人，需要接受文明教育，需要以成人的方式接受训练。学校的书本向他们揭示了知识的秘密，而礼仪书则揭示了公众举止的秘密。“正如苏格拉底将哲学从上天带到了人间一样，”伊拉斯谟说起他的书时曾表示，“我把哲学引入游戏和宴会当中。”不过，伊拉斯谟不仅仅是在向年轻人揭示成人的秘密，他同时也在创造秘密。伊拉斯谟有关公众举止的书既是为成人也是为儿童写的。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同时在建立成人的概念和儿童的概念。我们必须记住，巴巴拉·塔奇曼说过，中世纪的成人非常孩子气，也就是说，当书本和学校创造了儿童时，它们也创造了现代的成人概念。那么，当我在后面几章试图揭示童年在我们这个时代逐渐消逝的时候，我想要说，一定形式的成年也不可避免地随之消逝。

无论如何，当儿童和成人变得越来越有区别时，每个阶层都尽情发展各自的符号世界，最终人们开始接受儿童不会、也不能共享成人的语言、学识、趣味、爱好和社交生活。成人的任务其实是要帮助儿童为将来能够应付成人的符号世界而作准备。到了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几百年的童年发展已颇具成效，在整个西方世界，童年的概念都已经成为社会准则和社会事实。当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没有人注意到，大约与此同时，童年消亡的种子也已经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