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第二个思想是，儿童的知识和情感生活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我们必须了解它，才能教育和培养儿童，而是因为童年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卢梭非常重视这个状态，在这一点上，无人能跟他相提并论，包括他的学术继承人。在著名的《爱弥儿》（?魬mile）一书中，卢梭探讨的是理想的儿童教育的问题，他只允许儿童读一本书：《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仅此一本，因为该书展示了人如何能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里，并对它进行控制。卢梭执著于一种自然状态，相应地轻视“文明的价值”，他的态度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认为儿童的美德，如自发性、纯洁、力量、欢乐，可以看作是值得培养和赞美的特点。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伟大艺术家也不会不把童年的“生活的快乐”当作主题。尤其是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歌把成人描绘成“堕落的儿童”，赞美童年的纯真和自然。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经常被当作表现青少年美德的最有力的作品（如阿里耶斯）。1也正是在１８世纪，我们应该记住，庚斯博罗2画出了有史以来最浪漫迷人的有关青少年的画作：他的《蓝衣少年》。

因此，当童年步入１９和２０世纪，当它穿越大西洋到达新的世界，童年的概念由两组知识旋律构成了。我们可以称它们为“洛克派”的或“新教派”的童年概念和“卢梭派”的或“浪漫主义派”的概念。以新教派的观点，儿童是未成形的人。唯有通过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羞耻感的培养，儿童才能改造成一个文明的成人。以浪漫主义的观点，未成形的儿童不是问题，问题完全出在畸形的成人。儿童拥有与生俱来的坦率、理解、好奇、自发的能力，但这些能力被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羞耻感淹没了。

这两派观点的不同，从洛克和卢梭各自所提出的对比鲜明的比喻中也可形象地反映出来。我相信有一点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例如，洛克把心灵比作刻写板，恰好描绘了童年和印刷之间的联系。的确，空白书写板的比喻把儿童看作是一本尚未写好的书，随着那些书页被填满，儿童走向成熟。这个进程没有“自然”或生物性可言。这是个符号发展的过程：有秩序的、分阶段的、和语言息息相关的。对于洛克和多数１８世纪的思想家来说，不识字和童年密切相关、不可分割，成年被定义为具备完全的语言能力。

另一方面，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植物通过耕耘获得改善，而人类则是通过教育获得进步。”在此，儿童被比作一株野生植物，几乎不能靠书本学习来获得改善。它的生长是有机的和自然的；童年只要不被文明造就的、有疾患的倾泻物所窒息已是万幸。对于卢梭，教育主要是个减少的过程；而对于洛克，这是个增加的过程。但不论这两个比喻有多少区别，它们共同关心的一点都是未来。洛克寄希望于教育带来一本丰富、多样和翔实的书；卢梭则希望教育带来一朵健康的花朵。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当今有关儿童的比喻中，对未来的关心越来越少了。洛克和卢梭都毫不怀疑没有成人面向未来的指导，童年依然可以存在。

当然，在美国，尽管浪漫主义的观点从未完全消失过，但新教派的观点统治了１９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的确，我们可以说，出版于1884年的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描述的是浪漫主义的例子，尽管书的结尾有些不明确。马克·吐温（Twain）抨击那种认为儿童是未成形的人的观点，认为那只是最表面上的意义。他嘲笑所谓儿童的性格可以凭借社会“价值”得到巨大改善的断言。哈克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个人尊严，他的足智多谋和心理力量，他对生活纯粹的兴趣，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浪漫主义童年观的支持，而且，大约在美国内战时期，成为重新评价童年本质的大潮流中的一部分。一如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在《学校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一书中显示的，进步的教育趋势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例如，1857年，一个最终以全国教育协会（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著称的机构建立起来了。1875年，特许证发给了纽约儿童保护协会（the 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1〔作为讽刺性的对照，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动物保护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在1866年就成立了，几乎早了１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