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哈克·费恩这样的例子，我仍然不想给人一种印象——洛克派的观点开始陷入声名狼藉的境地，尽管更极端的加尔文主义的确是这样，即儿童被带坏了。毕竟洛克派的传统对关心和培养儿童有更高的要求，而且，首先是儿童的语言教育。直到今天，在美国以及欧洲各地，洛克的断言不仅反映在学校里，而且反映在多数牵涉到儿童的社会机构里。但是，看来已经发生的情况是，有关童年本质的观点的确定性开始受到质疑。一般来说，洛克认为儿童是未成形的成人、需要接受文明改造的观点仍保持完好无损，而如何进行教育才不会破坏卢梭和浪漫主义运动所描绘的童年美德，则产生了许多问题。例如，1890年，儿童本性研究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ld Nature）成立了，并在会上处理了如下一些问题：

是否应该含蓄地要求学生顺从？

如何将正确的财产观念传达给儿童？

稍微年长的儿童究竟应该有多少权威？

严格坚持真实会阻碍儿童想像力的发展吗？1

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显然不是卢梭的信徒，尽管他们也显然不希望教育的进程干扰儿童的成长；也就是说，他们接受了童年有其必须尊重的逻辑和心理特点的观念。

因此，在１９世纪末，万事俱备，两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两个人的研究最终建立了本世纪有关童年问题的一切讨论所使用的话语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人最有影响的书都是在1899年出版的。每本书都各抒己见，促使有思想的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来平衡文明的要求和尊重儿童天性的要求？当然，我指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梦的分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学校和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这两个人和他们的研究都太有名了，因此无须作什么解释。但下述观点是必须要说明的：他们两人结合起来，代表了从１６世纪到２０世纪童年旅程的综合和总结。

从一个科学的框架里出发，弗洛伊德声称，首先，儿童的头脑里有一个无可否认的结构和特殊的内容，例如，儿童具有性能力，富有各种情结和本能的心理冲动。他还声称，在努力达到成熟的成年的同时，儿童必须战胜、抛弃和升华他们本能的热情。因此，弗洛伊德驳斥洛克的论调，赞同卢梭的观点：头脑不是一张空白的书写板；儿童的头脑的确最接近“自然状态”；天性的要求必须考虑在内，否则就会造成永久的人格错乱。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又驳斥了卢梭的观点，赞同洛克的说法：儿童和家长之间早期的相互影响，对于决定儿童将来成为何种成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理性教育，头脑的热情可以得到控制；没有压抑和升华，文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同样地——虽然是从哲学的框架出发的——杜威论证说，儿童的需求必须根据孩子是什么、而不是将是什么来决定。无论在家里和学校，成人必须问自己：这孩子现在需要什么？他或她现在必须解决什么问题？杜威相信，只有这样儿童才会成为社区中对社会生活有建设意义的参与者。“假如我们认同童年真正的本能和需求，”他写道，“只需〔要求〕〔他们〕有最全面的主张和成长……待时机一到，成人生活的纪律和文化自然会出现在成长起来的儿童身上。”1

弗洛伊德和杜威澄清了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一直在发展的童年概念的基本范例：儿童作为小男生或小女生的自我和个性必须通过培养加以保存，其自我控制、延迟的满足感、逻辑思维的能力必须被扩展，其生活的知识必须在成人的控制之下。而同时，人们应理解儿童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儿童天真可爱、好奇、充满活力，这些都不应被扼杀；如果真被扼杀，则有可能失去成熟的成年的危险。

２０世纪所作的有关童年心理的研究，例如，让·皮亚杰、哈里·斯塔克·沙利文1、卡伦·霍妮2、杰罗姆·布鲁纳3或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都不过是对童年的基本范例的评论而已。没有人怀疑儿童与成人不同。没有人怀疑儿童必须努力达到成年。没有人怀疑儿童成长的责任在于成人。实际上，没有人怀疑在照料孩子方面，成人表现最出色、最文明。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必须记住，现代童年的范例也是现代成人的范例。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甚至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说在西方文明中人的移情和情感，即单纯的人性，有所成长的话，那么它始终是跟随童年的脚步一起成长起来的。菲尔兹4说过，痛恨儿童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西方４００年的历史演变恰好驳斥了这种论调。当然，我们不能对一个伟大的喜剧演员不公平。他这句话的本意是个笑话，从一个恶毒的讽刺的观点引申而来。人们禁不住会想，当今天童年从我们的股掌间滑落时，不知菲尔兹会开什么样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