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民国的文人——长沙谈鲁迅(3)

荒废集 作者:陈丹青


 

陈:周作人晚年不是凄凉,而是孤立和悲惨。说他孤立,因为建国后他被提前释放,毛泽东批示将他养起来,写回忆,弄翻译,月薪两百元,相当高。但他不再有朋友,不再有社会地位。说他悲惨,是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多年,到“文革”,他就被红卫兵折磨,撵到破屋子里,有个老婆子偷偷伺候他,有一天他在炕上喝完一碗粥,当天就死了。

周作人晚年有一方印章叫作“寿则多辱”,说的是实话。但他刻这方印时,还想不到会领教“文革”时期的侮辱。他因汉奸罪被审判,坐监牢,属于惩罚,不是受辱。

至于他一生是否对鲁迅怨恨,我以为不要随便揣测。即便有怨恨,那也并非是错,因他是鲁迅的弟弟。而像这样的兄弟恩怨,不是外人可以任意揣测的。在座诸位可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但都有父母、亲人、好朋友,外人公开揣测议论你们的私人感情关系,你们会同意、会接受吗?

“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个意思,就是事实上的鲁迅并不只是诅咒万恶的旧中国,他诅咒之外的东西,可以简要介绍一下吗?陈:“吃人”的“礼教”,顽劣的“国民性”,军阀统治,国民政府的压迫,等等等等——这些主题,是鲁迅一代知识分子全都诅咒的事物。陈独秀、胡适,当年就是发起反礼教、主张文学革命、呼吁改造国民性的先锋人物。

可是为什么大家只知道鲁迅一个人在“诅咒”呢?就因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和知识遗产,被高度政治化——胡适的知识背景是英美那一套,后来又和国民政府合作,所以他的革命性全部不算,变成反动派;陈独秀因为二十年代末不服苏联的管制,既被共产国际抛弃,又被中共党内打击,所以他的革命性也全部不算,连创建共产党的大功劳也不算。鲁迅死得早,没有介入国民政府,也不是共产党员,而他的“诅咒”具有高度的文学性,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其他新兴知识分子比不上,所以鲁迅在建国后最有利用价值,最方便被以一种极不道德的方式树立为一个道德的,甚至超道德的形象,来压迫大家。

在这一场巨大的阳谋中,真正被利用的是我们几代人。独尊鲁迅的真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无知,使我们不怀疑,使我们盲从意识形态教条。我应该说,我们几代人被成功地利用了。现在一部分人知道被利用,于是掉过头来诅咒鲁迅。

那么鲁迅是否还“诅咒”过其他事物呢?第一,鲁迅固然诅咒过古文、礼教之类,但对其他事物,他不是诅咒,而是怀疑、讽刺、批评;第二,他议论过的事物,太多了,譬如文人相轻问题,翻译问题,美术问题,小孩子和妇女问题,留胡子和拍照问题,书籍封面设计和毛笔钢笔问题,等等等等。但他怀疑批判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轻重,有曲直,亦庄亦谐,即便他被引述最多的批判命题,也不像长期宣传的那么极端、片面、简单。所以第三,今天议论鲁迅的年轻人,阅读过几本鲁迅的书?阅读过多少其他五四文本?假如阅读过,应该不会有以上问题,不会问鲁迅时代的其他文人是什么状况,鲁迅怎样对待他的朋友或兄弟,尤其不该问鲁迅是否还诅咒过其他事物。为什么呢?因为只要阅读鲁迅,阅读那个时代的作品,就不会有以上疑问,即便有,也不是这么问法。

总之,半个世纪的洗脑,弄得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变得不知道,本来蛮清楚的是非,变得不清楚,本来很普通的常识,变得很稀罕。独尊鲁迅的后果,不是我们只知道鲁迅,不知道其他人,而是我们连鲁迅也不知道,也要来问。

我今天回答的,其实都不该是问题,结果都变成问题,要破解这些问题,很简单,请阅读鲁迅。可我从来不劝告别人读鲁迅,因为几代人被逼着读鲁迅,读了等于没读,或者,还不如不读——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扭曲鲁迅,就是我们的被扭曲。

在这个演讲中,陈先生也认为“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那么,鲁迅生前的语境究竟是怎样的?通过鲁迅的作品,我们是否能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到?或者说,我们需要如何自觉地破除掉那种强加的误导,去通过鲁迅作品,而真正了解那个时代?

陈:当我们说怎样“真正了解那个时代”,似乎暗示:我们已经了解自己的时代——我们真的了解自己的时代么?我看不了解。我们为什么要了解“那个时代”呢?就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的时代。

鲁迅时代的所谓“语境”,当然可以在鲁迅作品中到处感受。譬如他们两兄弟伙同北京一帮不安分的教授,一再写文章公开痛骂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现在哪个文人敢骂现任教育部部长?就算有,哪家媒体敢发表?又譬如鲁迅多次提到检察机关任意删除他的文章,可是当他将那些文章凑成集,还可以补全被删除的句子和段落,而且在下面标上黑线,告诉读者这些字句段落曾经被删除。诸位要想“全面客观”了解“那个时代”,读一个人的书,绝对做不到。最笨的办法就是读各种各样的书。如今的书店和图书馆,各种各样的书越来越多,只要你想了解,你就去买来借来读,好不好?

至于怎样“自觉破除那种强加的误导”,我的意见,是先从语言开始,从我们张口说话开始。我们几代人,包括今天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一开口,一下笔,都是党的语言,党的文化,除了这种语言,我们没有别的语言,没有别的表达方式——但这个问题太大了,这里不展开。

《笑谈大先生》说了鲁迅的好看好玩,印象最深的还有那些评价,说一些人,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这点真的显出有“不仅还原鲁迅,还还原着一个时代”之感。希望仍以这样生动可信的方法,为我们再画一个时代轮廓背景里的鲁迅像。

陈:这也是多读书的问题。“事功”在鲁迅之上的人物,民国时代太多了。譬如鲁迅是晚清的留学生,早期留美学生中有位詹天佑,曾经建立大功劳,就是发明了“人”字形铁轨,修成京张铁路。留日学生中有位大名鼎鼎的秋瑾姑娘,为了反清,脑袋给割下来。鲁迅从来没有发明任何有用的工具,也没有为革命蹲过一天监狱,更别说献出生命,他只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小说,叫作《药》,算是纪念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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