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丘广场（Place du Tertre），圣心堂（Sacre-Coeur）勾勒出了巴黎北方的空中轮廓线。在圣心堂后面，许多画家展示着他们的油画，画的是塞纳河、巴黎圣母院和林荫大道。画作廉价、粗俗，油画颜料倒是真的。不过，也不尽是虚情假意。比起伟大艺术（great art）来，贫穷艺术（poor art）的意图的确要友善得多。有时会有一两个游客买上一幅油画，不过更令人感兴趣的交易却是肖像。

出售肖像的是另外一些画家，他们逡巡漫游在这小小地方的咖啡桌之间，客客气气地与外国或外省的访客搭讪。一幅炭笔或孔特粉笔的素描，立等可取。价格可能高达一百美元。不过，却有不计其数的游客乐于接受交易，在街角静立一刻钟或一小时，让人画像，然后付完钱，快快乐乐地离开。为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把我们引向另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参观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欣赏艺术？我才不相信这种鬼话。事实上，人们到大博物馆去，是为了观看那些曾经生活过的人们，观看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们。那些旅行者，之所以愿意摆好姿势，在小丘广场的人行道上静立一刻钟甚至一小时，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相信他们的模样已经得到保存并传诸后世，为他们的晚年，为他们的子孙——如果画像“捕获”了他们的样子的话。一百美元换得不朽之境的门票，这笔买卖还是合算的。

在这些交易中，人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助长着这样的暗示，自然，这很荒唐：小丘广场出产的肖像，在某种意义上是得到雷诺阿、凡·高、郁特里罗（Utrillo）、毕加索以及所有其他伟大画家“认证”的——半个世纪或更久以前，他们就在这里，在这同一个广场，在这小小地方，在喊一声就能听得到的范围之内，创作、喝酒、挨饿。不过，这是艺术批评方面的问题，与存在论赌注（ontological wager）没有什么关系：所谓存在论赌注，就是那种认为相貌一旦捕获，即可承载存在之秘密的看法。

神秘的巴黎啊！我怎样才能为这座城市造像？我说的不是印在硬币上的官方形象。而是某种更亲切的东西。我出生的日期表明，我的父母是在玛德莱娜教堂和巴黎歌剧院之间的某个旅馆怀上我的。

玛德莱娜教堂（The Madeleine）建于十九世纪，那时它备受称赞，因为它更像一个银行而不是教堂。它是世俗化精神的一座丰碑，与从前抹大拉为一位风尘仆仆的传教者洗脚的精神保持了恰当的距离。如今，它的内部就像一个半空的仓库，装着各种各样破碎的公众希望。

我宁愿设想，1926年的那座旅馆比起现在距离歌剧院更近一些。或许，今天，在这个位于地下二层的地下室，每天下午都有一场茶舞会。彩色的频闪灯一圈一圈回旋，沿着舞池一侧的镜面墙，反映着转动的舞者。音乐是仿效不久以前流行的风格——华尔兹、探戈、狐步舞。这是一个老式的闪闪发光的阿拉丁山洞。在这里，每当下午四点到七点之间，时间、日期、年岁，都被撇在一边（不是遗忘）。

上了年纪、穿着考究的中年男人，来到这里消遣，与素未谋面的女人跳舞。年轻而有教养的女人，怀着对生活的些许失望，来到这里，期待着邂逅一位善良的鳏夫。她们不是轻佻的女人。她们梦想成为体面的妻子，或者通情达理的情妇。这儿有一个吧台，但是很少有人饮酒。最大的快乐是跳舞，每个人都跳得极其出色。

这些女人和男人都以自己善于营生、讲求实际为傲。在这方面，他们身上带有一种典型的巴黎人的一丝不苟。一种时髦。不过，令人感动的是，下午四点到七点之间，在音乐声中，一种不合情理的希望仍然在此忽隐忽现地闪烁和延续。

1926年，我的母亲怀上了我。父母用甜蜜的幻想包围着我，但并不期待我成为任何一方面的专家，因为他们不是巴黎人。在他们而言，这城市只是一个蜜月而已。在我，却是一个居住了二十五年之久的国家的首都。然而那使巴黎有别于其他城市的东西，也许并未改变太多。怎么画出它的样子呢？

夏日的清晨，搭上郊区的第一班地铁。第一群燕子飞上了天空。树下的垃圾筒尚未倒空。在公寓楼之间，有一片不相称的小块玉米地。巴黎的城郊需要它们自己的肖像。在它们中间，你会发现印象派画家所描绘的世界那硕果仅存的残留细节。它们是时代错乱的产物，是临时代用的物品，看起来就像是为了违禁交易建造起来的。它们是边缘的，在这个词获得流行很久以前。有一个人昏昏欲睡地修剪着自家前院微型花园的树篱，甚至还穿着他的睡衣睡裤。蜂巢星团。一个外卖汉堡柜台，尚未开门，却残留着昨日的奶油香味。富有的巴黎人并不住在郊区：他们住在市中心。登上火车。

这时路上车流还很少。沿街停放的轿车就像是无声的玩具汽车。在街角，新鲜羊角面包的香味从一个法式蛋糕店里飘出来。这是梳妆打扮的时刻。在水果蔬菜商店，两个男人正在摆放水果和蔬菜，就像他们是女帽商。咖啡馆里的一位大叔正用放大镜查看早报上的股票行情。不用等他吩咐，一杯咖啡已经端到他的面前。最后一条街已经清洗过。毛巾在哪里，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