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东坡诗的大特色就是善喻，以至博喻。《百步洪》一诗中四句连用七种形象比喻水势飞溅之态，是最著名的例子。“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是又一例。东坡本人也很得意于这一意绪的首创，曾再三使用，如“西湖真西子”(《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只有西湖似西子”(《次韵答马中玉》)，“西湖虽小亦西子”(《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都不如前篇好。因为这一妙喻之好，精神全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发挥上。这一佳句，是起于形象过渡于议论又终于形象的妙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则是起于形象，终于议论的妙理。同样是写意的句子，后者却在总揽庐山形象之上，额外多一层人生义理，意思更阔大，适用更普泛，已经积淀为成语之一种。“雪泥鸿爪”也是东坡诗贡献的成语，蓝本见《和子由渑池怀书》，“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写出了人生的来去无定不由自主，却用一种超脱的意识去总揽和提升。到黄州时期的“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则更加达观，更加意境恣放，更加“撒手游行”。

东坡的又一文学公式，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本人确是经常做到了，用“新意”来激荡法度，用“妙理”来统率豪放。有新意即因为有妙理，有妙理必然出新意。妙理附着于形象，便是妙喻。妙喻可以超越形象，便是妙理。所以，议论于诗并不可怕，要紧的是看你如何议论。

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正是欧阳修在当年的进士考试中录取了他。苏轼又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苏门弟子是当时文坛的中坚力量。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是整个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同样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以其感伤凄清的词作自成一家，在中国词史上占据重要一席。但是，他们的文学成就终究无法与苏轼相比。这一点上，苏轼比照欧阳修稍逊一筹，欧阳修拥有一个他这样的伟大学生，而苏轼没有。

以个人创作成就而言，苏轼的影响比欧阳修更深厚更广大，无论诗、书、画、文、词，均在生前就创造了巨大的成功和轰动影响。苏词，是其中最不可慢待的一个项目。

东坡是词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东坡把花间派词人和柳永都变成跟班走卒了。是赞语难免就高亢一些。不过，词到了东坡手里确是面目一新。首先是题材的拓展，东坡是无事不可以入诗无事不可以入文，同样无事不可以入词，无论山水田园、怀古感今、咏物纪事，尽挪入词中畅达之，绝不拘束在男女情离别苦的传统题目里。其次还是境界和气象的开阔。这还是手眼问题。是胸有朝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是思想的追光，光芒所及，精神毕现。

东坡也写艳词。“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敧枕钗横鬓乱。”写五代后蜀后主孟昶与妃子花蕊夫人事，写浓情却不用浓艳笔墨。下阕从房内转入庭院，写偕行纳凉，看满天星河。结尾却是，“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归结到感叹时光流逝上来，从情理跳到哲理上了。这又是一个文人最常感怀的题目，东坡最能看得开，“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种达观，不是强作出来的自我安慰，而是将感伤的情思和解脱的快乐一并在心间放得下的从容。苏轼作密州太守时，同期写过两篇《江城子》，一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是悼念亡妻之作。一是记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刚大之气和缠绵之情，都可以在一个东坡胸中酿就，奔涌出来。

东坡一生起伏跌宕之大，是有理由无比愁苦痛不欲生的，但他却能够“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流放黄州，在最具代表性的《念奴娇》中也保持了“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洒脱。困居海南之岛，他也有“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的放达。

东坡，不仅在文学表现中，而且在身体力行中，打通了儒、释、道三家门户，成为中国文化的典范形象，因而受到了历代几乎全体中国人的衷心热爱。他的著作，也受到爱不释手的广泛阅读。

1101年，这个著名的流放者于重归大陆后的第二年病逝于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