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演戏是半营业性质的，有很多人是被邀请前往的，不被邀请者通过种种途径和关系也可以到会馆去看戏。会馆看戏不对外卖票也不收茶资，但是演员演出是有报酬的，除非一些义务戏、赈灾戏。会馆的戏台并不是每天都演戏，只是一些重大活动或者岁时节令才有演出，很多名角都在会馆的戏台上表演过。

再有一类就是官宦人家的戏台，较早的有孙承泽宅中的戏台，也被称为孙公园戏台。一般比较大的官宦人家的宅第中都有戏台建筑，规模大小不等，如金鱼胡同的那桐花园就有戏台，建造质量也非常好。谭鑫培的最后一次演出就是为了欢迎广西军阀陆荣廷在那家花园举行的，从那以后，谭鑫培便因生病再无演出，很快去世了。

很多饭庄里面也有戏台，如金鱼胡同的福寿堂，在东安市场北门斜对面，它是两层的饭馆，饭馆的菜做得并不好，但有戏台，可以承应一些庆典活动，很多人结婚庆寿就选在福寿堂。再一处是隆福寺福全馆的戏台，这个戏台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因为张伯驹先生曾经在那儿过四十岁生日，同时也为赈济河南水灾唱了一回戏。福全馆在隆福寺靠东口的路北，是几进的院子，现在那个地方早不存在了。当时张伯驹先生自己扮孔明唱《空城计》，邀请了四位最著名的演员给他唱配角，余叔岩配王平，杨小楼配马谡，程继先配马岱，王凤卿配赵云，当时甚是轰动，被认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饭馆戏台是一种常规的设施，可以演戏，但并不是以演戏招徕食客。例如像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也有戏台，但规模不是很大。张伯驹那次在福全馆的演出照例也是不对外的，只是邀请了一些至亲好友和戏曲界的朋友。

清代一般民众看戏主要是在茶园，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茶楼戏台是在明代，就是后来的广和剧场，在前门外肉市，原来的建筑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后来的牌坊上还有“查楼”两个字。茶园卖茶并演出。像清末吉祥茶园，就是后来的吉祥剧院；丹桂茶园，后来以演戏为主，叫做“丹桂第一台”。此外还有文明茶园、阜成园，都是茶园类的演出场地。这种演出场地一般来说是不买票，只付茶资，就是以喝茶为主，以观剧为辅，然后来逐渐地到茶园去反而以看戏为主了。当时茶园的条件是很简陋的，进去以后门口没有卖票的，只有领位的人把你领到桌子旁边，如觉得地方不好还可以换，并没有多大的价格区别，坐下以后过一会儿再收茶资。虽叫做茶资，实际却不是茶钱，而是看戏的钱。

剧团或者戏班在茶园的演出情况非常复杂，北京和天津、上海各有不同，有的属于临时的演出，也有的是签订若干时间合同来演出，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有签一年的合同，演员一般是拿包银。农村中的戏台大多与庙宇有关，明清时代北京城内的寺庙大多没有戏台建制，如隆福寺、护国寺庙会期间，一般是在庙外搭建临时性的戏台，多以杉篙为骨架，铺以木板、芦席，或有顶或无顶，庙会结束即拆除。但城外或远郊的庙宇则多设有永久性的戏台，也称“万年台”，如密云古北口、门头沟一带的庙宇，都有这样的戏台，甚至庙宇年久倾圮后，而戏台尚存，仍能在喜庆和农闲时演出，这种戏台俗称“野台子”。剧团、班社应邀唱戏收取每场的固定费用，而观众则无须购票。

清代的营业性演出和戏园

同光前后，是京剧走向鼎盛的时期。我们今天常常说戏剧演出的行当有生旦净末丑，但在清末的时候，主要是以生角挑梁，没有以旦角挑梁的。真正说到旦角挑梁，还是在梅兰芳以后，因此，就出现了所谓前三鼎甲、后三鼎甲之说。前三鼎甲就是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后三鼎甲是谭鑫培、孙菊仙和汪桂芬。当时北京舞台上可以说是名家荟萃，各个行当都有顶尖出色的人物，世代相传，如杨小楼就是杨月楼的儿子，梅巧玲则是梅兰芳祖父，所以说京剧的繁荣和家族的传承有很大关系。

清代演员不少要到宫里唱戏，他们在内廷当差不拿俸禄。我曾为此请教过朱家先生，知道“内廷供奉”这四个字在当时是没有的，是后人给加上去的。实际上，到宫廷演出也会得到一笔钱，除此之外还能得到一些恩赏，而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在剧场的演出。之前还是茶园，后来就把“茶”字去掉了，都叫“园”，例如天乐园、庆乐园、中和园、吉祥园，还有三庆园和阜成门内的阜成园等；另外也有的叫“楼”，比如广和楼、广德楼。这些戏园都是营业性的，几乎每天有戏。有些班社可能固定在一个剧场中演出，例如历史悠久的戏曲科班富连成，就是在广和楼固定日场演出。在保存下来的照片中，就有他们穿着小棉袍，戴着小帽头，排着队去广和楼的影像。有些班社是轮换不同剧场，按照档期长短与戏园签约进行营业性演出。

现在的剧场演出，基本都在晚上，这跟整个社会形态改变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大家都要工作，只有晚上才是业余时间。而在光绪末年以前基本上没有夜戏，都是日场演出。原因一是由于清代部分地区实行宵禁制度，到晚上就要关城门了，北京内城九门从南面的正阳门到崇文、宣武、阜成、西直、东直、朝阳、德胜、安定诸门，九门到了一定时间都是要关的，如果出内城去看戏就回不去了；二是照明设施的问题，那个时候最好的设施是煤气灯，一般来说，在昏暗的剧场里面须用油灯照明，晚上演戏灯光效果太差，因此清代没有夜戏，都是日场。

当时广和楼的日场戏已经形成了富连成科班演出的定例，很多人愿意去看，特别是看当时还没有出科的学生，因为一些学生未毕业前已经崭露头角，如“喜”字辈的陈喜兴、侯喜瑞、雷喜福，还有“连”字辈的马连良，“富”字辈的谭富英，“盛”字辈的裘盛戎、叶盛兰，都是属于“科里红”。今天名演员叫大腕，那时候挑班唱戏的叫头牌，富连成培养了不少挂头牌的名角儿。当时广和楼票价并不是很贵，富连成科班的学生的演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雨无阻，几乎天天有戏，剧目多达数百种，既锻炼了演员，也培养了观众。我们常常讲这么一句话，没有好的厨师，是因为没有好的食客，两者相辅相成；同样，没有好的观众，也造就不出好的演员。

清末宵禁制度废止，又加上光绪末叶电灯开始使用，于是就逐渐有了夜戏。夜戏演出时间很长，一般来说都要安排十来出戏，演出时间达五六个小时。开锣的“帽儿戏”大约在晚上六点钟开始，到晚上十二点或者一点钟才散戏，前面的戏一般没有人看，越演到后来才越精彩。

清代的娱乐设施基本上在外城，这是因为内城旗籍的居民为多，当时的统治者不愿自己的旗民沉溺于娱乐之中而精神涣散，所以内城不允许建戏园子。戏园都建在外城，也就是今天的崇文、宣武两个区。当时的剧场基本上都集中在前门地区，如鲜鱼口的天乐园、肉市的广和楼，珠市口也有一部分，以大栅栏为最多，包括粮食店的中和园、大栅栏西口的广德楼、门框胡同的同乐园等。

嘉道以前，旗人不得入园听戏的制度执行得非常严格，嘉道以后，就形同虚设，宽松多了。但是旗人在清中叶以前没有当票友的，也不允许和梨园行往来，而且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如果谁和梨园行往来，周围的朋友便不再和他交往，这其实也是对艺人的一种轻视。但是到了后来，旗人不仅喜欢戏，而且自己写戏、编戏，粉墨登场，甚至下海；很多有名的京剧演员都是旗人下海的，如德如、金仲仁，不但是旗人，而且是贵胄子弟，最后都下海，成为一代很有成就的演员。还有一些尽人皆知的名票，如载涛先生，在北京城人称“涛贝勒”，由于得了很多戏曲名家的真传，不仅自己能演戏，专业演员也去程门立雪，向他问艺。著名武生杨小楼演《安天会》的时候，很多东西也向“涛贝勒”请教。还有红豆馆主溥侗——侗五爷，也是当时的戏曲名家，旗人不能与梨园来往的规矩逐渐也就彻底破除了。

天桥在清代的时候也是一个娱乐很兴盛的地方，后来经过几次火灾战乱，逐渐衰败了。天桥是很多撂地艺人的演出场地，如曲艺、杂耍等。也有一些小戏园，包括一些落子馆；落子就是评剧，也叫“大口落子”。当时天桥地区在珠市口以南，而由于上述大戏园、戏楼都在珠市口以北，所以就有了道南道北的雅俗高下之分。在《天下第一楼》话剧中，学徒就是因为到道南看了一次“落子”，结果被掌柜开除。当时北京诸如谦祥益、瑞蚨祥、同仁堂等大商号的学徒是不许去道南看戏的，去看往往被认为是甘居下流，不求长进，那些自认为比较高尚的市民自然更不会前往了。

对于演员来说，道北都是一些好的班社，道南则是一些末路或者穷困潦倒的同行，所以道南虽也有一些京剧或者地方剧种的演出，但穿着打扮之破旧可想而知；不过，像天桥“八大怪”、“云里飞”拿包装纸做行头，那是哗众取宠。其实有很多剧团的行头不仅破败，而且演出也不是很规矩，比如上身穿着蟒袍，底下连彩裤都不穿，天冷的时候穿着棉裤就上台了，水袖、衣领，白的变成黑灰色的，更是见多不怪；所以道南道北成为观众的分野，也成为演员的分野，最后混得很差的演员为了生计也不得不到道南演出，这是当时屡见不鲜的。偶尔也有演员从道南到了道北，能够到一些正式的剧场演出，但相对来说比较少见。所以所谓道南、道北，是当时社会形态所形成的一种观念，其中也不乏对贫困者歧视的色彩。

清代女人是不能够到剧场看戏的。宫里皇上或太后看戏的时候，后妃自不必说，包括一些等级比较低的嫔妃、宫女，也能够跟着一起看；有些王府贵胄被邀到宫里看戏，女眷自然可以跟从。王府观剧或者官员府第在举办堂会戏时，女眷也是可以到场的，但都是男女分坐，不是男女混杂，为此也设一些女宾席位。女宾不能到园子里看戏的规矩民国以后始破，但仍引起舆论争议，当时比较守旧的人认为和女宾在一起看戏是对男人的侮辱，所以仍不愿意和女宾在同一个剧场看戏。一开始是有些剧场可以，有些剧场不行，珠市口的文明茶园就是最早允许女宾入园看戏的戏院，后来逐渐放宽，但是男女要分坐。这其中还牵涉剧场结构的问题，一般城市平民的妇女没有到剧场看戏的机会，一些地位高、大宅门的妇女，廊座或者池座自然不行，但可以坐在包厢里看戏。直到二十年代初，男女分坐的局面才算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