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早年出的几本书，我都曾亲见过，其中有几本还有收藏，比如他编的《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我十几年前在太原曾买到过一册，书品相相当不错。1936年4月，储安平二十七岁时，还在开明书店印过一本《给弟弟们的信》。这本书我留意过很久，但在旧书店一直没有遇到过，不久前才在国家图书馆查到，复印了一本。

这是一本小书，不到一百页，所谓“给弟弟们的信”，原来是储安平虚拟的一个说法，其实是以给“弟弟们”写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青年人道德修养的一些想法。我写《储安平与〈观察〉》时，还没有找到这本书，所以关于储安平的生平介绍中，没有能使用这本书中的材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给弟弟们的信》书前有一句题词——“谨献于祖母之灵”，是作者表达对自己祖母的感激之情。储安平少失怙恃，依赖祖母长大，所以他的回忆文章中常有一种“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的感觉。储安平外出读书不久，祖母也去世了。他在书的“自序”中说：“我相信，一个人真心地纪念着另外一个人，一切形式都是不需要的。我每次思念到我的祖母，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因为我感激她，但是我已经没有机会来奉养她、报答她所给过我的不可忘怀的恩惠。我感激她，自然是她将我抚养大了。可是我并不单单因为她将我抚养大了，我觉得，单单将一个人抚养大了，并不是一件难事，也并不是一件有价值的事。就整个的人类社会而言，一个人的长得大长不大有什么关系？我的感激她，不仅是因为她将我抚养成了一个人，并且因为她将我教育成了一个‘人’。”

关于储安平生平的史料，我们现在很不易得到，这本《给弟弟们的信》中保存了储安平早年生平的资料线索，所以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这本书透露出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储安平和吴稚晖的关系。储安平在自序中提到，他写这本书的时间约在1932年秋天，第一个看到这些文稿的是他的伯父储南强。不久吴稚晖和李书华到宜兴游览，储南强把储安平的稿子给吴稚晖看了，吴稚晖不但提出了许多意见，还为储安平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不过储安平出书的时候没有把这篇序言发表出来，他说：“吴先生还另外替我写了一篇序文，吴先生在他的那篇序文里，对我推誉得实在太过分，使我只觉得惭愧，承担不起。我再三考虑，决计将那篇序文自己珍藏起来，不在这儿公开。我恳求能够得到吴先生的原谅，至于吴先生对我的一番鼓励之意，我自然永远是心领着的。”虽然没有公开吴稚晖的序言，但《给弟弟们的信》中还是保留了三段吴稚晖的评语，分别是在《团体生活》《论政治人格》和《行》这三篇文章后面，应当说是吴稚晖的三篇短文，因为是夹在旁人的一本小书中，想来一般研究吴稚晖的人大概不会注意到，所以特别说明一下。

写《给弟弟们的信》的时候，储安平还不到三十岁，但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现代政治的兴趣。大体可以说，这是一本普及现代政治常识和道德的公民读本，远比一般教育青年完善人生的道德修养读物有深度。储安平自由主义的思想底色，在这本《给弟弟们的信》中已显示得非常清晰。他在《论政治人格》一章中，把中国传统政治中的“节操”和西方政治中的“Fair Play”对比后，特别提出：“本来社会的改革都是缓进的。比如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认清我们未来的领袖；如既认清之后，我们决不再受其他势力或金钱的诱惑。每个人有他每人的政治场合，有他所崇仰的主义与思想。我们平时也必须‘公正’地参加任何公共事业，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不引用私人，浪费公帑。即使我们要从事达到我们的政治理想，但我们的行为也必须是坦白的、光明的、负责的，而且是合理的，不是捣乱式的、暴动式的。我们必须孕成一种刚正之气，不谀诌，不阳奉阴违，不口是心非，不要以为政途可争权夺利，不要以事业为富贵的附庸。我们对于国事有所发言，必须是善意的批评式的、建议式的，而不是恶意的谩骂式的。”

储安平后来从事言论工作，一直坚守从年轻时代起就养成的这种信念和风度，他的政论风格犀利、沉着，有激情但从不失理性，有愤怒，但极少发过激之言，这与他青年时代养成的对现代政治文明的修养有很大关系。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各有不同，有天生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有因知识体系转而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更多是因个人处境、经验和挫折慢慢认同自由主义理想的，在这几种情况中，那种天生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知识分子最为坚定和最为本真，在这一点上，储安平很像胡适。

《给弟弟们的信》在储安平著作中是较少为人注意的一种，也是了解早年储安平思想较为重要的一本。书不在厚薄，一个青年在七十年前随意写就的一本小书，今天还有阅读的价值，也显示了书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