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旧书摊上买到过几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农业方面的书，主要是邹秉文、沈宗瀚、董时进等人的著作。如果我们把历史连起来观察，会发现中国早期凡和美国有联系的事情，最后的结果都是我们受益，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特例。不是说美国完全没有做过伤害中国人感情的事，而是说，凡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方针上，向美国学习基本都是对的。现在国际公认台湾的农业世界一流，这固然与台湾的自然条件有关，但也与台湾在农业方面能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相关。台湾现在出版有大量关于“农复会”的资料，随便翻一下，都会有这种感觉。

《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是一本文件汇编，1948年印刷，非卖品。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农林水利地政等二十一学术团体”。本书的来源是这样的：

1948年7月3日，中美两国签订了关于经济援助的协定，这就是著名的《中美双边协定》，由王世杰和司徒雷登代表中美两国签署。这个协定是根据美国国会1948年援华法案制定的，目的是帮助中国稳定经济和建立和平。在这个协定中，规定援华经费中应有一个很大的比例要用于中国农村建设。吴相湘《晏阳初传》中专门讲过这件事，因为在这个协定中提到了晏阳初的名字。《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就是为落实协定中复兴中国农村的要求，由当时中国二十一个学术团体做出的计划，参加者多是当时中国各行业中著名的专家，如沈宗瀚、傅焕光、乔启明等，主要负责的是邹秉文。这个计划应当说是中国比较完善的一个农村复兴方案，也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纲要，它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应当有很高的地位，因为它是在世界农业发展的格局中观察中国农业的出路。这个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土地改革及中国农村经济的改善。

1949年前，中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很落后的国家，但负责农业复兴的领导和主要人才却并不落后，他们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观察非常深刻，可惜因为时代的变化，这些人都没有能在中国内地的农业中发挥作用。像沈宗瀚他们，在台湾农业方面的作用，现在是人所共知，而邹秉文他们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中国早期农业方面的专家以出身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系的学者为多，如邹秉文、董时进、沈宗瀚等。当时中国的农科，发展得非常好，各大学农科教授以留美学者为主，美国农科教授在中国的也很多，如卜凯等人，对中国土地和农业非常了解。

在《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完成的前两年，曾建立过“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当时中方的团长就是邹秉文，副团长兼秘书是沈宗瀚，美方的团长是赫济生（Claude Burton Hutchison），副团长兼秘书是穆懿尔（Reaymond T. Moyer）——穆懿尔曾在山西太谷的铭贤学校做过农科主任，1949年后代表美国负责和台湾的农业合作。这个代表团1946年在中国考察了近三个月，完成一本《改进中国农业之途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报告是由邹秉文和赫济生负责完成的，与《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合起来评价，可以说这是两个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完整计划。它是建立在对现代世界农业细致观察基础上，制定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上世纪40年代初，董时进写作《中国农业政策》（商务印书馆）时，当时中国农学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最终方向，基本没有分歧，台湾后来的农业道路，大体是朝着他们制定的方向发展的。

1946年9月出版的《观察》周刊第二期上，曾发表过徐盈以“观察特约记者”身份写的一篇通讯，对当时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的工作有许多批评。那时徐盈已是中共地下党成员，他的看法自然不奇怪。这篇通讯的题目是《中美农业合作：赫济生、穆懿尔、邹秉文、沈宗瀚的中国农业观——十年来屋顶花园式的农业试验全盘失败不顾现实的农业政策徒然浪费国家公帑》。徐盈这篇通讯充满了对美国的不信任，主要观点已没有必要复述。但当时徐盈提的几个问题，今天看来还有学术意义。

当徐盈问邹秉文对华北的粮农有什么看法时，邹秉文回答：“农民高兴种什么，就种什么，我们不能加以限制。”

徐盈和赫济生谈到中国农场太小的问题时，问道：“你是不是同意金陵大学教授布克博士的土地利用的分析呢？”赫济生做了肯定的回答。

徐盈又问：“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华农学会谓，三千年来中国农业不能由手工过渡到机械化，是由于官僚制度的作祟，你以为？”赫济生以自己中国的知识不够为由，没有回答。

徐盈本人是金陵大学农科毕业，应当算是卜凯的学生，但对美国的态度却是“左倾”的，这也很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