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听到黎风这个名字是在1987年，那年我在山西作协《批评家》杂志做编辑。这一年，阎晶明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业毕业，也到了杂志社，我们成了朝夕相处的好朋友。我曾问及他在陕西师大的导师，他告诉我说是黎风，并特别提醒我说：早年曾是胡风分子。从此，我就记住了这个名字。我印象中晶明兄对他的导师非常尊敬，但在交往方面并不特别密切。记得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和晶明兄正在外地开会，突然接到他的师兄李继凯的电话，说黎先生去世了，晶明马上赶到了西安。后来我曾见过晶明兄一篇短文，回忆他和黎先生相处的日子。前几年，晶明兄调到中国作协工作，每年我们也总要见几面，但来去匆匆，很少有时间安静下来再谈过去熟悉的人物或者学术问题，但他导师黎风先生的经历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2001年，我曾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一段，见到过一些杂七杂八的史料，其中我比较留意的还是自己相对熟悉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情况，特别是记忆中有印象的熟人，见到相关资料，也就顺便收集起来。前一段寻找一本旧书，偶然翻阅，见到这则关于黎风的材料，忽然想到晶明兄离开太原已好多年，我也到了厦门教书，想到当年在山西作协漫无边际的闲谈，真有一些伤感。这则关于黎风的材料，我想以后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还有一点帮助，就抄下来并略作说明。

1949年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揭发材料或者本人的检讨，还有相关机构的秘密报告，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来源中一个特殊的方面。我个人对这种史料的评价，基本按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观点理解：假材料也是真材料，在历史研究中，假材料的地位也很重要。当时间过去之后，假材料作为定罪的可能和意义虽然失去（这个判断不包含任何评价），但作为史料来源和判断历史人物的史料基础，假材料的史料地位不容怀疑。所以这些年来，我特别留意中国政治运动中的相关史料，并不断提醒研究者注意它的特殊价值。

关于黎风的这个材料，是当时新华社的一个秘密报告中提到的，登在《内部参考》1955年第一百二十四期上，关于新华社的这份内部材料，我已多次说过，不再重复。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发现有两个助教和胡风有过关系

[北京分社二十八日讯]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二十四日下午举行了胡风问题漫谈会，会上该系的两个助教——黎风（一九五零年在师大毕业，原系党员，一九五二年忠诚老实运动中因历史问题，交待不清，脱党）和祝宽（一九四八年在师大毕业，原是党员，面粉统购统销时因套购面粉，被开除党籍）谈出了一个情况。据他们说，泥土社的前身是师大中文系青年人组织的泥土文艺社的刊物。该刊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创刊，共出六期，第六期出刊日期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该刊从第四版起就开始变质，稿件大都由上海寄来，作品都是柏山、舒芜、阿垅等包办。祝宽、黎风都曾和胡风有信件来往。黎风的发言并说到他在抗美援朝时曾写过一首诗，他写信给胡风，胡风回北京后还曾写信要黎风去看他，但他因为自己的诗写得不好，“主观战斗精神不够”，所以没去看胡风。祝宽谈到他在中学时受胡风影响很深，他也曾接到胡风给他的两信。但他们的发言谈得都很模糊。对此两人情况，校党委正在查究中。（丁宝芳）

“胡风集团”案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它涉及的方面非常广阔，个人命运在这样的历史事件中如何变化，今天人们并没有完全解析清楚。黎风和祝宽——这两个当时北师大中文系的青年助教，就因为这点和胡风的关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则史料还提醒我们，当年一般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情况，多数曾作为秘密情报上达，这一点恐怕当事者有时候还不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历史档案的解密，会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历史的原因之一。

黎风是不幸的，但他晚年在陕西师大招的研究生却很出色：和晶明兄一届的李继凯早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曾做过陕西师大中文系主任，而晶明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成就也早为人熟知。黎先生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不特别突出，但他的经历和见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弟子，何时见到继凯和晶明兄，我当和他们再议黎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