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并不想在此为商纣王做翻案文章。作为一个从小锦衣玉食、不知民间疾苦，习惯于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统治者，荒淫堕落是必然的事情。但是，在武王伐纣的牧野盟誓中，所列举的纣王全部罪名是：“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见《史记·周本纪》。云云，所有这些，比起后来加在纣王头上的罪名，实在算不了什么。

牧野盟誓所宣称的殷纣王的第一条罪名也是最重要的罪名，竟然是过多地听信了妇人的话语。这就有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了。孔子的学生子贡就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见《论语·子张》。

比起后来为殷纣王扣上的种种罪名，武王牧野盟誓所列举的罪状无疑是最贴近真实的，因为那是战争之前的动员令，如果掺杂太多的虚假谎言而被察觉，无疑会动摇军心。

辨析了以上史料之后，如果我们客观地分析后世留传下来的西周历史文献上的道德说教，公平地说，公元前900年左右发生的这一场几千年来罕见的年平均气温急剧下降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才是商周交替之际发生“革命”的历史真相。

据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西周以后流传下来的文献（包括《史记》）中所讲述的有关殷纣王荒淫无道的故事，更多的是一种周王朝统治者的政治宣传。

三、孔子的近祖

商周革命，商纣王“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见《史记·周本纪》。周王朝的姬姓政权取代了商王朝的子姓政权，“封商纣子禄父（即武庚）殷之遗民（名封民而不名封土，说明此时人力资源紧缺而土地资源丰富，当时的中国可谓广土寡民）……武王病……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

同上。

微子，名启，孔子的十六世先祖。

“微子开（太史公为避汉景帝刘启之讳，故以‘开’代‘启’）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周公即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爱戴之。”

《史记·宋微子世家》。

以上文字，是说微子启是殷帝乙的次妃所生，而纣是殷帝乙的元妃所生，所以虽然微子启是纣的兄长，但还是由纣继位为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帝王世系中嫡庶与继承权关系的表述。微子启看来是一位有胸怀、有远见、识大体的人，所以在国破家亡、血风腥雨之际，能够卑躬屈膝，苟全性命于乱世，最后在武庚被诛之后能够“国于宋”，为殷商王朝留下了一脉香火，使得注重祖先祭祀的商族先人的亡灵有庙可依。按照商人的文化价值来判断，微子启可谓大智大贤。

“微子开（启）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

同上。微仲也称仲思衍，是宋国的第二代国君。微仲三传到湣公共。“湣公共卒，弟炀公熙立。炀公即位，湣公子鲋祀弑炀公而自立，曰‘我当立’，是为厉公。”

同上。

厉公鲋祀有一位兄长，叫弗父何。这位弗父何在宋国的地位大概与微子启在商朝地位一样，是庶生之子，而鲋祀则是嫡生之子。但后世有很多文献讲述了鲋祀杀了叔父炀公之后，请弗父何做国君，而弗父何让位于鲋祀的故事。

见《左传·昭公七年》，《孔子编年》《孔子家语》《孔氏家谱》等有关记载。

弗父何是孔子的十世祖。从弗父何起，孔子先祖的身份由一国之君（公）下降到卿。弗父何为宋国世袭上卿，封于“粟”（今河南省夏邑县一带）。

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胜，世子胜生正考父。正考父在孔子的先公中是一位值得书写的人物。

“正字考父，为宋卿，佐戴、武、宣公。三命益恭，有圣人之德。适周，得《商颂》十二篇于太师，归以祀其先王。至圣祖编诗，又亡其七篇。”

见《孔子家谱序跋宗图》。看来，孔子的这位七世先祖在文化造诣上是与孔子最接近的人，他也曾经到周朝的国都拜访周太师，从周太师那里“得《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

见《左传·昭公七年》。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删述诗书的时候，传下来的十二篇《商颂》仅得五篇，孔子把这五篇《商颂》都编订到了《诗经》里。在这一点上，孔子可谓继承了这位先祖的遗志。

《左传·昭公七年》还记载了正考父在家庙的青铜鼎上刻下铭文：“一命而偻，二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这段铭文的背景是，正考父长年作为宋国的上卿，连辅三君，可谓是宋国炙手可热的权臣。但正考父却能够在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深谙以柔克刚、以屈保身之道。这种做人处事之道与西周的第一大贤周公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段铸刻在家庙铜鼎上的铭文其用意很明显，是用来教育本家子弟的，并不一定是正考父在现实中行为状态的准确描述。这一点又与周公想到了一起：曲阜周公庙古代铸有一个金人，金人的背上铸刻着一段铭文，铭文的内容通篇都是诫强守弱、诫高守卑之言。传说这是周公在他的儿子伯禽就封鲁国时，恐其有失，亲书铭文于老家仆的背上，让伯禽随时观看，以免忘记自己的训诫。伯禽就国之后，乃铸金人于祖庙，并把此文铭于金人之背。

《金人铭》碑文：古之慎言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河。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 疆梁者不得其终，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世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惑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河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 戒之哉！

不过，正考父和周公这种灵犀相通的全身之道，正考父的七代孙孔子虽然领会在心，却没有全然继承。因为在孔子看来，天地之间有一种道比个人全身之道更值得追求，那就是“天道”。倒是后世的道家把这种理论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