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说是与《论语》中所表达的“扣其两端而竭焉”

见《论语·子罕》。以及“允执其中”

见《论语·尧曰》。的思想相一致的，后来被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发扬光大，形成系统性的哲学思想（可以参读《中庸》）。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并为之概括总结其一生的德行道义：“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见《论语·公冶长》。

所谓“古之遗爱”，意即深得上古大爱遗风的君子。何谓上古大爱？即“仁”是也，“仁者爱人”也。

从年代上看，这可能是孔子“仁”的思想逐渐成形阶段。在对子产的评价中，虽然“仁” 这个字眼还没有出现，但后来孔子所论述的“仁”的内容，都已经在对子产行为道义的概括之中完全具备了——爱人，行己恭，事上敬，养民惠，使民义。这五项内容，与孔子在以后的岁月里对“仁”的表述都是一致的。

是年为公元前522年，孔子三十一岁。

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

关于孔子与老子、蘧伯玉、老莱子、晏平仲、孟公绰等人师承关系，在此不作详细辨析，但要重点说一下郑国的子产。

《史记·郑世家》载：“子产者，郑成公之少子也。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兄事子产）。”

郑国在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与鲁国都城所在的曲阜相去不远。子产于孔子三十一岁时逝世，孔子过郑与子产交往，当在孔子三十一岁之前。这时的孔子，还未创办私学，其身份应该是鲁国大贵族季氏的负责祭祀事务的家臣，为家臣中之“文官”。孔子以季氏“文官”家臣的身份到郑国来，应该是负有季氏所委派的某种使命。孔子其时位卑，故史籍不载孔子过郑的具体年代。从《左传》所载孔子对子产言行的一系列评价，可见孔子对子产其人极其敬仰，故受其影响也必极深。太史公说“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孔子之所严事：于郑，子产”，当为确切之史实。

孔子十五岁初“志于学”修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小六艺”时的老师不见载于史籍，今天无从考证。二十岁到三十岁期间修习《书》《礼》《乐》《诗》《春秋》等“大六艺”时的老师，最可考的一位就是郑国的子产，不仅两人之间的交往载入史册，且有孔子对于子产诸多言行的评价录于《左传》《论语》等历史文献，这些评价可视为子产对孔子言传身教而孔子所领悟之心得也。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史记·郑世家》记：“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两书均记孔子闻子产死讯而为之哭泣，当为信史。孔子与子产之间，一定有着密切的交往与深厚的感情，所以孔子听到子产的死讯才会情不自禁地“闻之出涕”，这就不再仅仅是道德学问层面之理性景仰矣！此为判断孔子师事子产的又一关键环节。

十一、《史记·孔子世家》载：“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应为年三十一）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清儒颇疑此年齐景公适鲁之事，江永《乡党图考》辩曰：“《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十二月，疾瘳，而田沛。何尝有适鲁之事？岂齐侯来而春秋不书乎？”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孔子适齐考》考辨此事曰：“《世家》载孔子秦穆之对，以王霸分说，诚为战国时人语。春秋时无言王天下者。江氏诸人之辨良是。”

笔者以为，江永、钱穆诸人论辩此事看似颇有道理，但诸侯霸事春秋已盛，吴楚称王之事亦早已有之，不待战国时人语。况《左传·昭公二十年》于“齐侯疥”之前明载齐侯是年所作一系列政治行为，更有“齐侯将饮酒，遍赐大夫”等宴饮欢乐之举，说明齐侯是年并不是一直被疥病所累而无所作为。况《左传·昭公二十年》更记“十二月，齐侯田于沛……齐侯至自田……饮酒乐”等事，说明到了十二月，齐侯的疥疾已经痊愈，可以旅行涉猎、饮酒作乐了。《史记·齐太公世家》记曰：“二十六年（齐景公二十六年，为鲁昭公二十年），猎鲁郊（沛在齐鲁接壤处），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此记载正与《左传》“齐侯田于沛”相对接而互证。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太史公所记有据。

孔子与齐景公的这一番对话，其中蕴含着孔子思想系统价值链的另一端——生命的活力与冲动以及为世所用的政治雄心，这是青年孔子的合理特征。这种活力、冲动以及雄心在他以后的生命过程中时有展现。毕竟，孔子成为历史上为后人所称道的“可谓至圣矣”的孔子，是需要付出生命的过程作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孔子，也不能生而为圣，也需要一个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