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鲁定公九年：“是时孔子年五十（应为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岂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见《史记·孔子世家》。

又比如，哀公五年，

此年代据《论语正义》之考证。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证此事在定公十三年冬或十四年春。孔子年六十三：“（晋）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见《史记·孔子世家》。

《论语·阳货》也记载了这两则故事，只是稍微简洁一些。《论语》是孔子身后不久，由其弟子或再传弟子记录整理而成的孔子言行，是最具价值的历史文献。应该可以判定，此两则故事确实是孔子所亲历亲为。

以上两则关于孔子的史迹，其行为特征恰与孔子年三十一岁时回答齐景公的问话时所持的政治观念一致，与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整严谨的维护旧有社会秩序的表述恰成鲜明的对照。这说明在孔子的内心，是有着除旧布新、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政治冲动的，并不一味拘泥于维护旧有的政治秩序。事实上，孔子一生删述六经，传播礼乐文化，开创了“士”以一己之身承担天下的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为后人在春秋战国之后建立新的帝国、郡县、文官选拔制相结合的国家秩序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后儒以为此两则史实损害孔子的形象，曾经多方为之辨疑剖白，如赵翼《陔余丛考》和崔述《洙泗考信录》等，其实并不能理解孔子当年处于春秋乱世之下却又不能为世所用的痛苦矛盾心境，更不能理解孔子内心自有其强大生命力的冲动。孔子之时的社会价值，建立事功排在立言之前，列于人生成就的第二位，鲁国上卿叔孙穆叔曾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因此，相对于退而修《诗》《书》《礼》《乐》，孔子更倾向于追随周公的足迹，建立现世的事功。所以，孔子每当遇到从政的机会，立刻就会跃跃欲试。其实，这样生动并且矛盾的孔子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孔子，而不是庙里的那位泥塑的神尊。

钱穆考辨说：“要之，不狃可以召孔子，而孔子实未往。”

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孔子考》。比之赵翼和崔述，后世的钱穆与孔子之间实在是要更加亲近一些。

是年为公元前522年，孔子三十一岁（30周岁）。

以上十一则文献，是笔者所能找到的孔子二十岁之后到三十岁期间所有言行的历史纪录。也只能依据这十一则文献来推断孔子从弱冠之年到而立之年的生活历程和生命状态。

除了“五十以学易”之外，孔子学习“大六艺”中的《书》《礼》《乐》《诗》《春秋》等五种周代典章制度的向往应该是从十八岁以后逐渐萌生，至二十一岁生子获鱼之后正式开始学习历程，其学习态度和学习精神在“入太庙，每事问”的过程中忠实地表现出来。至二十八岁学习有所小成，其礼乐专家的身份开始得到鲁国贵族的普遍认可和尊敬。二十八岁时郯国国君前来朝鲁，孔子已经有资格进入国宾馆拜访郯子，向他请教上古东夷部落联盟领袖少昊氏以鸟名作为官名的东夷古国的典章制度。在此期间一直到三十岁之前，孔子的身份应该还是季氏的家臣，只不过不再做“委吏”、“乘田”等下级生产管理工作，而是晋升为受到普遍尊敬的负责祭祀工作的家臣，得以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加便利的条件去寻找和学习《礼》《乐》《诗》《书》《春秋》等“大六艺”西周典章制度文化，对《礼》《乐》有了精深的理解，并得以到郑国、杞国等诸侯国去考察学习。

到了三十一岁这一年，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明显增多，并有了明确的孔子教导学生的历史记载。或许孔子此时已经依靠多年的俸禄积攒了微薄的家产，离开卿大夫家臣的位置也不至于使家人陷于饿馁之中；又兼此时孔子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小六艺”技能已经臻于化境，《礼》《乐》《诗》《书》《春秋》等“大六艺”西周典章制度文化也学习有日，在贵族大夫们沉浸于私欲享受和权利争夺的春秋乱世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其礼乐专家的贤名彰显于朝野，名闻于诸侯，就连前来鲁国访问的大国国君齐景公也向他请教边远小国秦国何以能够强大起来的道理。在这种形势下，向孔子请教《礼》《乐》《诗》《书》等典章制度、追随孔子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小六艺”技能的人越来越多，已经影响到了孔子作为一个卿大夫家的主管祭祀的家臣的本职工作，引起了卿大夫的不满。孔子本人从小就受到具有高傲倔强性格的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又兼身上流淌着一代英雄叔梁纥勇猛果敢的血液，此时绝不会为了已经获得的高级家臣的地位和禄养而放弃自己对礼乐典章文化的追求与发扬。其选择的结果，只能是毅然放弃优厚的家臣禄养，去走一条前无古人、充满风险的道路——创办私学，在春秋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知其不可而为之”，以一己之力传播和弘扬周公创立的西周礼乐典章文化，“有教无类”地去教书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