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同上。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同上。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见《论语·卫灵公》。

子曰：“君子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见《论语·阳货》。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见《论语·尧曰》。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见《论语·述而》。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之，人皆仰之。”

见《论语·子张》。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见《论语·泰伯》。

以上十七条，选自《论语》，为孔门弟子记述夫子的教诲，为先秦时代最直接的历史文献。

在孔子之前，“君子”更多的是贵族阶级身份地位的象征与称谓；经过孔子身体力行与辨析论述，在孔子之后，“君子”则更多地代表着人的精神上的高贵与自足：一种坦率的态度，一种健雅的情操，一种宽阔的胸怀，一种无畏的勇气，一种峻远的志向……

关于“士”：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见《论语·里仁》。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见《论语·子路》。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

见《论语·颜渊》。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见《论语·宪问》。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见《论语·卫灵公》。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见《论语·泰伯》。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也矣。”

见《论语·子张》。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曰：“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矣。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见《孟子·尽心上》。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见《孟子·梁惠王上》。

以上九条，选自《论语》与《孟子》，是孔子及其弟子关于“士”的精神、行为的表述。

顾颉刚先生考论曰：“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

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武士与文士之蜕变》（中华书局1963年版）。此乃孔子时代之前的士，孔子之父叔梁纥就是这样的士（下大夫），平日统驭平民，战时御车作战。春秋时期以战车的数量来概括一个诸侯国的军事力量，亦是指御车作战的士的多寡。而平民是没有御车作战的资格的，只能为御车作战的士提供后勤保障。

士至孔子，为之一变。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等级制度逐渐松懈。一方面，各国诸侯大夫需要更多的士来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平民子弟求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士”作为贵族之最低一层逐渐演变为平民之最高一层，沦为贵族与平民中间的一个特殊阶级。这就是钱穆所说“贵族平民间尚有新兴之士族”。

见钱穆《孔子传·孔子的先世》。孔子秉承“有教无类”的宗旨创办私学之初，正是为了满足这一新兴之士族阶层的需要。

孔子之所以创设新的“士”，就在于孔子能够超越现世的功用，自觉地承担起“兴灭继绝”的历史文化使命，提出了“君子不器”的宏大教学目标与文化理想；超越狭隘的国家与民族观念，为自己和学生设定了实现“天下有道”的历史使命。在这样的文化理想与历史使命的培养下，孔子培养出的学生当然远远超越了“统驭平民”和“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职业标准，成长为孔子所倡导的“志于道”的新型之“士”。孔子就是第一个新型之“士”。这种新型之“士”与孔子所倡导的“君子”在内涵上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儒”：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哀公问：“敢问儒行。”

……孔子对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