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就是这条路很难走，你们还有勇气进来。

学生：对，没有老师敢给我们承诺，只是鼓励我们努力。

侯孝贤：花点钱买点经验还是可以的。台北艺术大学是谁主管？焦雄屏？

卓伯棠：对，李道明、焦雄屏啊。我回去把“台艺”拼起来

侯孝贤：好吧，那我就去“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帮帮忙吧。我感觉他们做不了，因为这个必须整个资源都导向那边，而且急不来，简单一句话，“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变成职业剧场，从一年级就开始参加工作，从小助理开始，一直做到四年级，就成了最大的助理或者美术组最重要的成员，这种方法才有可能。不这样四年训练下来，一出来要做就会很难。我有录音间，当初有台湾的同步录音室是因为我支持的，廖庆松其实应该教剪接。把这个确立。既然你们这样讲我就去把“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拼起来。

我以前都不喜欢回学校，我们这个个性不太惹学术界，目标是学生，学生才是最大，所有资源要放在这个上面。这是个系统。这些教授包袱也很大。

卓伯棠：包袱是很大，我们请的老师都是国际化的，有个机制的，都还好。

侯孝贤：国际化没错啦。刚刚沈阳文联的主席也说在沈阳要办一个国际超越南北的电影学校，但师资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最重要的是制度，定位很重要，资源要集中使用，讲理想是另外一个。导演是大学教不出来的，反而要限制一个范围来教，就是清清楚楚地职业剧场。这种一边念书一边实际工作的训练方式和师资跟学校就很不一样了。现在后期制作很贵，政府不都在补助吗？可以建教合作。台北最好的就是台北冲印嘛，输出输入，底片变HD的。

电影学校要有制度、有好的领导

卓伯棠：我们的片子是寄到台北冲印的。

侯孝贤：道理一样的，学校电影科系都是这样，需要一个制度。而且要有一个leader（领导），一个人才，就像台湾新电影起来，不要小看都是上校退伍的，他们是培训班，一来就操作基本的，现在最厉害的摄影、录音都是他们培训出来的，廖庆松、李屏宾都是。他们跟一个美术把一个破的制片厂做成一个酒楼，拍着拍着生意就好了，街道就做起来，整个“中影”就起来。明骥跑到中央电影公司去做总经理，第一个做的就是企划，找吴念真、小野，开始找我，我说我怎么可能。赵琦滨当企划经理，宣传部门找的是三毛的哥哥段钟沂，你看他们很厉害的，不只是打仗，整个把新电影做起来。不然你说国外回来的导演要跟老的系统配合，老摄影师哪理你呀。所以搭配的都是年轻的，把老的一推翻，生意都很差。以前“中影”的录音师来了，每个人都有个不同的小零件，用完就自己拿走了，你说技术怎么能进步？杜笃之做声音很厉害。拍《冲天炮》当时不能同期录音，他一个一个声音对画面，mixing（混录）一次再拿来，混好后再修，谁愿意这样做，他就愿意，所以不是没有器材，也不是没有观念，是老的不愿意做。所以这是point（关键点），你们这些学生就是要push（推动／逼迫）。

卓伯棠：相反是我push他们。我们要求他们在最短时间将最基本的东西抓住。请了十几二十个产业导演、编剧来教他们，现在他们太幸福。

侯孝贤：我感觉我母校（“国立艺专”，现“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给我感觉不是要做实的东西，从来没人来跟我谈他想要怎样。以我的热情就想去帮一下。但整个制度要重建会不会牵扯到他们的职位种种，而且整个要配套。我当老师宁愿是实际的workshop（工作坊），到现场看我提出我的看法，你们提出你们的看法，角色怎么安置，我要让他们理解我是怎么想的。学生再从这里去延伸，怎么调度，比如有人要坐车来，车就是sign（信号），可以借车安排很多节奏，这些都是现实可以用的。而且学生可以偷拍，怕什么，当然可以。我告诉你们偷拍是要技巧的，我们以前都是偷拍的。你们知道台北有个西门町，很热闹，我摄影机一放，摄助开始对焦，就很多人围上来看，对好了我们走了，他们就散了，演员在远远的咖啡厅里等着，讯号一开始，摄影机一摆一装好演员已经走了，开机走完演员还原就走了。不行再来一次。车站最容易拍，因为那些人都是有事情的，不会围着看。不然摄影机有时要藏着。我们在日本最好笑，我们的日本助理小原做了个围裙绑脚架。我拍青窈拿便当到车站，那个镜头多复杂，人穿过来穿过去，一个镜头就ok了，也没人理我们。像这种是很好的，你可以很好地感觉到人的姿态和状态，你可以不见得用那么长的镜头。就是要教这个，不是每天在黑板上教。理论、文学这些都要教，但同时要往外跑。

卓伯棠：

我们请方育平来教学生，都是到现场的。严浩导演也教得很好，一个个镜头讲，怎么拍、怎么想。我自己看他（严浩）的讲稿，我都觉得有很大的帮助，马上要出版了。这种导演以他的创作理念来教，我都觉得作用很大。当然这也要看学生自己，老师是辅助的。

（整理：蒋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