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第二天早上一切都变了。

那时我正穿过客厅，还差两步就走到厅里那架大钢琴。记得五十多年前，每到晚饭时间，母亲露丝（Rose）总会在那架钢琴上弹奏一曲。杰克那时候又小又瘦，身上的套衫从来都皱皱巴巴的，可他会时不时一本正经地站在钢琴旁，跟着母亲的琴声唱上几句。杰克经常站的那个位置，我刚刚走过。

突然间，我感觉头晕。我朝门廊走去，那儿有几张大椅子，对面是我童年时代便已熟悉的美景：南塔克桑德的海景和一只只靠岸的帆船。“嗯，”我告诉自己，“坐在那儿呼吸点新鲜空气就没事儿了。”

可我还没能走到那儿，眼前的一切就变得很模糊，只记得我当时正穿过前门朝饭厅走去，然后坐在了一张椅子上，之后，就躺在了医院里。

后来才知道，是帮忙料理家务的茱蒂·坎贝尔（JudyCampbell）及时地发现了我。茱蒂大声地叫着薇琪的名字，她那时正坐在前厅等我回去。薇琪立刻跑到我身边，吩咐茱蒂立刻打911，并且通知我在波士顿的私人医生，拉里·罗兰（LarryRonan）博士。薇琪一边等着附近的救援人员赶到，一边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扶着我的头。她轻轻地抱着我，亲吻我的脸颊，拍着我小声地说：“没事儿的，会好起来的。”

四分钟后，第一个救护人员赶到了。他是海恩尼斯本地的警察，“我曾在军队做过医官，”他对薇琪说到。“谢天谢地！快进来！”其他救护人员大约半分钟之后赶到了我家。他们怀疑我是中风了，但是没办法确认，于是打算把我转移到医院去。科德角医院（CapeCodHospital）对我实施了深度麻醉以便进行一系列的初步检查。薇琪则和我在波士顿的私人医生们保持着联系，他们轮流和这边的救护人员通话。最后，波士顿的医生们决定用一架救护直升机把我接到马萨诸塞综合性医院（MassachusettsGeneralHospital）。很快，我被送上了飞往波士顿医院的飞机。在这期间薇琪一分钟也没闲着，她把这个消息尽可能多地通知到了双方的家人。“我接着打电话给911，”她后来跟我讲到，“这消息一定会很快上新闻，得赶在这之前把消息告诉朋友们。”有家人询问否应该来探视，薇琪总是回答到：“来，来，你们都来。”直升机载着我，在通往医院的半小时行程里一路疾驰。薇琪则搭好朋友，海恩尼斯消防队队长哈罗德·布鲁内尔（HaroldBrunelle）的车随后赶到。在去波士顿的路上，薇琪不忘一个接一个地通知其他家人。

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从麻醉中苏醒过来。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躺在哪里，只记得之前坐在家中饭厅的椅子上，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很快，我意识到了自己正躺在医院的房间里。薇琪用她那饱含爱意和焦虑的淡褐色眼睛注视着我，我心中充满喜悦。后来医生告诉我，导致我晕倒的是某种深层病因引发的全身性发作，体内的每一条肌肉都急剧收缩，让我感到极度的疼痛。

晚上，孩子们纷纷涌入病房，挨个和我拥抱。我们在海鲜大餐（LegalSeafood）点了套大杂烩，还一起围着电视看了红袜队的比赛。

周一活体组织分析报告确认我得了脑瘤——左顶叶上有一颗恶性神经胶质瘤（Glioma）。医生私下告诉薇琪和我病情很不乐观——估计最多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

对于死亡我历来敬畏，它的突然来临曾不止一次让我陷入沉思。但是我有两个理由拒绝接受医生的推断。

首先，这源于我在逆境中坚忍不拔的固执性格，坚韧是父亲为我们兄弟姊妹灌输的诸多教育中的一种。他教导我们永不言弃，不要消极地接受命运；不管面对什么挑战，都要竭尽最后一丝努力。也许正是受到了这种信念的鼓舞，小乔伊（JoeJr.）在二战快要结束时自告奋勇地接受了一项高度危险的飞行任务，最后不幸牺牲。也许同样是基于这种信念，杰克在自己的鱼雷艇被日本人撞沉之后，顽强地漂浮在太平洋上等候着救援。我相信，依然是这种信念影响了亲爱的姐姐露丝玛丽（Rosemary），上天无情地夺走了她的智力，而她却坚强而达观地生活着。她会笑、爱玩儿、酷爱四处旅行，甚至还很擅长交际。

其次，类似的论断我已经听过多次，老实说已经听得有些厌烦了。我尊重事实，一生听过不少可怕的消息，但我不希望也不需要自己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我相信希望，我相信如果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困难至少还有成功的机会，而悲观的心态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失败。我的基因里还真没有这种失败者的心态。不管怎样，对于这种“在劫难逃”的话我并不感到陌生。相比起得知两个孩子被诊断出恶性肿瘤后的痛苦，医生对我病情的那些预测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1973年，小泰迪（TeddyJr.）年仅12岁，他膝盖后面的包块被诊断为骨瘤。医生告诉我们得这种病的人极少能活下去，但是我们一直坚信泰迪能挺过来。泰迪后来被迫截肢，还忍受了两年极其痛苦的治疗。但是正如我说的那样，泰迪挺过来了。47岁的他现在已经结婚，是一位商人和律师，还是两个可爱孩子的父亲。同样，2002年女儿卡拉（Kara）被诊断出患有“无法通过手术（inoperable）治疗”的肺癌。医生告诉我们，摆在她面前的是极小的生存概率。和当年泰迪生病时一样，全家人都拒绝接受这一论断。医生对我们说，不管你咨询谁都会得出同样的结果。记得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倒想看看其他医生都怎么说。”后来我们邀请了一批该领域的专家会诊，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异口同声地认为卡拉的病无法治疗。卡拉随即接受了手术和大剂量的化疗、放疗。我们一直陪伴着她做完了所有的化疗治疗。我为卡拉祈祷，就好像当年为小泰迪祈祷那样，还经常参加弥撒祷告。在我的引导下，卡拉树立起了自己的信念。七年之后的今天，卡拉已经是两个茁壮宝宝的母亲，健康、活力又充满朝气。在亲身经历和信念的双重鼓舞之下，薇琪和我决定再次放手一搏。我会尽力活下去，我要用自己的事例感染那些被凶耗折磨得失去希望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