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霍洛维茨正忙着跟百事中心通电话，那边想知道究竟应该把哪个版本的讲稿放进提示机。我坚持用曾经在科德角演练过的原本，但是薇琪和拉里说服了我用施鲁姆删节后的版本。

“出发吧，”我对大家说。三个拉里把我们护送上了门外等候的面包车——拉里·罗兰、拉里·霍洛维茨和拉里·阿伦（LarryAllen），拉里·阿伦是我们在杜克医学中心做手术时认识的一位很棒的青年医生，碰巧他当时也在丹佛。薇琪和我坐在中间一排，我们前面是司机，后面是医生，一行人坐着车朝一个我从未去过的会场奔去，我甚至不知道它的讲台究竟是什么形状，却要在那里做一个还没来得及预习的演讲。即便我曾演练过没有删节的演讲稿，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能做到，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我能做到。

大会终于开始了。侄女卡洛琳·肯尼迪首先登台做了一个漂亮又温暖人心的开场介绍。紧接着大会播放了由马克·赫尔佐格（MarkHerzog）和肯·伯恩斯（KenBurns）导演的精彩短片。然后我听到了主持人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有请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

来了，演出开始。

薇琪陪我一起走上讲台，把我送到话筒前，她捧着我的脸亲吻了一下，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和家人坐在一起。

我慢慢定下心来。

2008年8月25日，星期一的晚上，我实现了自己永不放弃的梦想。“站在这里感觉好极了，”我向各位激动的代表说到，“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我和大家共度这个特别的夜晚。”

我对在场的朋友们和家人们表示了感激：不论成功、挫折，胜利、失败，数十年他们坚定地站在我的身后。我向在场的所有人做出了承诺，一定会在2009年1月继续履行自己的参议员使命，把人人都负担得起的医疗视作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我们面临着又一次的挑战，如果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无疑终会到达胜利的彼岸——这不仅仅是民主党的胜利，更是这个国家的复兴。”

演讲临近结束，讲稿的最后一句需要一个特别的高调来演绎，其中有约翰·肯尼迪的著名演讲词。我深吸了一口气，憋足了一股劲，把杰克和我的语言一气贯通：

“十一月，新一代的美国人将要接过火炬。

让我们和巴拉克·奥巴马一起——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事业而努力——让万物更新，让希望重现，让梦想永隽。”

正是这次新旧希望的交替和那永不磨灭的梦想让我决定写作这部传记。在健康问题突然出现之前数年，我就已经开始通过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ofVirginia）的口述历史项目（oralhistoryproject）有意识地收集一些个人的记忆，私人方面的、工作上的都有。此外，我还保留着五十五年来的私人笔记和日记，希望这些材料能够有助于记录我的一生。

在与病魔顽强斗争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一直都和家人密不可分。坐在门廊前，享受阳光和清新海风，我好想念他们：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他们都已离去，只剩下我和珍妮，但他们每个人都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虽然大家品赋不同、性格迥异，但我们都全心全意地融入了这个大家庭。这是一个充满了爱和真理却又风雨不侵的世界，此中真意，非外人可以窥悟。

我的故事即是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即是我的故事。于是，这里有我们共同的故事。

第一篇 我的家

第一章安然的港湾1941

科德角的驰道 大多是布满越橘（cranberry）的老路，纯净的地下水涵养着一个巨大的含水层。这里湿润的泥沼质土（peatyterrain）可以说是整个国家最适宜越橘生长的地方。每到收获时节，结束华盛顿一周工作之后的我坐在回家的飞机上从空中俯视，这片沃土好似一床粉绿相间的锦被。

1941年，一个夏日清晨，距离美国正式参加二战尚有数月，我和父亲骑着马走在宁静的驰道上。当年我还只是个小孩子。父亲穿着法兰绒（flannel）的衬衣，蹬着一双马靴，看上去和科德角其他那些爱骑马的人没什么两样。

一年半前，在另一个地方，在不同的场合，我曾见过父亲别样的装束：一顶高高的黑帽，一袭黑色的圆角礼服（cutawaycoat），与一些貌似非常重要的人物上下豪华轿车。他们中的很多人脸上挂着浓密的白胡子，穿着类似的黑色衣服，谈吐严谨。由于父亲任圣詹姆斯王室大使 的缘故，肯尼迪一家那时迁居伦敦。那一年我才七岁，隐约知道一场大战即将来临，而且可能很快就会波及伦敦，我还知道父亲正在努力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可是他没能成功。战争来临，我们被迫举家迁回美国。紧接着，美国也被推向了战争的边缘，两个哥哥正考虑应征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