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情并非难以理解，但对我来说这都是些抽象的概念，不过是小男孩亦真亦假的脑海里转瞬即逝的东西。估计除了父亲，我们中没人能够确切地预知这场战争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可怕的牺牲也许就潜伏在我们的大家庭里。甚至就连父亲也不曾想到肯尼迪家族的后代在战争爆发之后竟会如此步调一致：杰克、波比先后参军，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也算其中一个，我们把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寄托于社会正义和民主价值的基础之上。

骑着马走在清晨的小路上，那位走在前面，身穿花格呢的先生从来都不像是——在我看来也永远不会是——一个美国式的政客，或是金融业巨子，抑或电影大亨，更或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只是我的父亲，仅此而已。

至少，那个骑着马跟在后面的小男孩是这样认为的。

我是肯尼迪家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我看来，这个在世人眼里似乎举足轻重的家庭其实超然物外。虽然长大之后我放弃了这种单纯的想法，但从情感上讲从未怀疑过。我们相互依偎，相互分享；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我们为彼此而祈祷，我们深爱着彼此；我们彼此以诚相待，即便存在相互竞争，那也仅仅是为了乐趣而竞争，从未想过要打压对方。这些价值观来源于父亲和母亲，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之间建立了起牢不可破的联系，并在这一纽带上勾画出各自卓尔不群的个性。这一点，肯尼迪家族的史官们（chronicler）也许并未能完全领会。家人一直都陪伴在我身边，他们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1941年的夏天是整个世界彻底改变前的最后一个夏天，那年我九岁。我其实并不十分明白为什么全家又从英国搬了回来，只是很高兴能回到美国。那时的我还太小，无法理解为什么父亲不得不辞去大使职务，无法理解他因为预言英国无法和德国对抗而冒犯了英国人这件事情。因为同样的言论，父亲还开罪了罗斯福（FranklinDwightRoosevelt）总统，就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我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个夏天，父亲会奔走于纽约（NewYork）和华盛顿（Washington）两地，劝说其他人站在他一边阻止美国卷入战争。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父亲会抛却争执，继续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连任。

我只知道，每逢周末父亲都会陪我一起在科德角骑马溜达，这才是我真正在意的事情。

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不能理解那些政治风云很正常。要是父亲仍然健在，我倒想问问他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关系到底如何，当年从政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以前，我很少打听关于他的这些传闻。兄弟姐妹们虽然性格各异，但在对父亲的看法上估计是一致的：他很少把自己的其他侧面展现给家人。在记忆的深处，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JosephP.Kennedy）对于我来说永远只是一个父亲的形象，就好像我永远都是肯尼迪家族最小的孩子那么简单。

父亲总是起得很早。大约六点钟，睡眼惺忪的我被卧室门外起轻轻的敲门声唤醒，“五分钟之内下楼，就让你骑马”。父亲是认真的，要是我迟到了，他真会骑着马走掉，于是我向来很少迟到。

父亲喜欢爱尔兰的马，亨特（hunterhorse）又高又大还很温顺。大部分时间只有我和父亲一起骑马，我喜欢这种和他单独相处的感觉。波比从来都对骑马没兴趣。杰克喜欢，但他后来不时会哮喘发作，并把这归咎于对马匹过敏。小乔伊很喜欢骑马，但是他更喜欢一个人骑着马飞奔。

父亲的马叫斯威福迪（Swifty），我的马叫小蓝孩（BlueBoy），小蓝孩是一匹的温顺老马，哥哥们以前都骑过它。每到收获时节，采摘越橘的小卡车会沿着马路来来往往，在藤蔓间分开一条宽宽的路来，于是我和父亲就可以并排骑在车后面；等车走远了，原本被分开的藤蔓又挤在一起，我们又只能一前一后地骑行。盛夏的时候植物疯长，父亲有时会吩咐我把藤蔓清理一下，清理完毕我会一头栽进清澈凉爽的小池塘里冲洗冲洗。遇到退潮，我会故意落在后面捡拾那些搁浅在滩上的蛤蜊：即有美味多汁的北帘蛤（NorthernQuahog），又有肉质清甜适口的浪蛤（surfclam）。

父亲是一个复杂的人，和他一起骑马使我逐渐认识到他性格的不同侧面。他的脾性直截了当，如果心情不错，会带着波士顿口音说个不停，谈话内容也会丰富有趣：例如我在学校表现怎么样，体育好不好，或是向我推荐某本书。如果碰巧在想事情，他就会若有所思，一语不发，清晨的阳光照在他淡红色的头发和无框眼镜上，只有克咯克咯的马蹄声打破周围的沉静。大部分时间里，父亲喜欢谈哲学方面的话题，大声地聊家里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