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中产阶级（middleclass），同时这批人也组成了一个团结有力的政治阶层，两者互有交叉。曾经做过市长和议员的“甜心菲茨”是后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而我的祖父，帕特里克·约瑟夫（PatrickJoseph）则介于两者之间。温文尔雅的祖父拥有三个酒家（saloon）、一个进口酒业公司，在一家银行担任主席，此外他还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并且领导着东波士顿地区的民主党，曾四任州议会众议员。他经常出席社区活动，并以绅士风度和政治影响力闻名。祖父和聪敏仁慧的祖母玛丽（Mary）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沿着老一辈爱尔兰人开辟的政治仕途一直走下去。

但是，父亲有自己的想法。曾读于波士顿拉丁语学校（BostonLatinSchool）和哈佛大学的他靠学业起家。1914年，年仅二十五岁的父亲成功地阻止了邻近银行的恶意收购，继而成为这个国家最年轻的银行主席，并最终成为那一代金融从业者里的顶尖人物。他对股票买卖十分感兴趣。1934年，为了保护投资者不受内部交易（insidertrading）的损害，美国国会（U.S.Congress）建立了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父亲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这个新监管机构的主席。由于熟悉整个系统的运作规则，他是这个职位的不二人选。

尽管父亲克服了一个个看不见的障碍，但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被老新英格兰人（oldYankeestock）完全接受和平等对待。他首先得是个“爱尔兰天主教徒（IrishCatholic）”，然后才会被视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在看到一张报纸将他说成是“爱尔兰人（Irishman）”之后，他这样说到：“我在这里出生，我父母在这里出生，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被看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美国人？”1922年，他被波士顿南岸一家俱乐部停止了会籍。几年后，他谴责新教上层势力（Protestantelite）不愿接受自己女儿参加成人礼。在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融入这个排外的环境之后，父亲买下了海恩尼斯的房子，但即便是在那时的海恩尼斯，邻里对他的态度也非常冷淡。正如父亲对一个记者说过的那样，他坚信“波士顿不是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孩子成长的地方，”这也就成为了我们一家主动搬离波士顿的另一个原因。

父亲的勇气和激情一直都表现得很强烈，一眼看去就是个严肃坚强的人。也许是因为与我早期接触大海有关，有一个例子我至今依然记得。要说这件事，我们得往前追溯，回到我十一岁那年，20世纪30年代的布朗克斯和1943年夏天的海恩尼斯港。大洋彼岸的战事给海的这边布下了层层的阴影，即便我们的海边小村也无法幸免——对一个孩子来讲，这令人既害怕又好奇。所有车主都被要求把车子的大灯漆成暗色，所有人家的窗帘也都换成了黑色，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些灯光暴露海边正在部署中的坦克和舰只。

对于一个在海恩尼斯港生活的小孩来说，这些变化都是些虚构的东西，一点不比故事剧本真实到哪儿去。我史诗般的梦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每年夏天出现在我眼前的，那永无止尽、泛着金光的大海。

有时候，我可以驾着那条叫玩么（OneMore）的十六尺单桅纵帆船独自去南塔克桑德。但有一天我酝酿了另一个探险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最终得到了父亲的允许。

我的计划是驾船去大岛（GreatIsland）尾巴上的加芒角（PointGammon），距离南塔克桑德大约两英里，然后往东五英里到巴斯河（BassRiver）口：这个距离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水手来讲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来讲却颇具挑战性性。而且，我要在船上过一晚，这无疑加大了航行的难度。

和孩童时代的其它航海一样，我的船员依然是乔伊·加甘（JoeyGargan），一个年仅十三岁的老水手。出海那天下起了小雨，但是我们毅然决然地登上了船，手里捏着装有三明治的纸袋。雨一直下，我们迎着海浪加速航行，家里那栋大房子在水雾中渐渐消失。乘着海风和飞溅的浪花，我们到达了加芒角，然后转战河口，最后在岸边抛锚。可是雨下个不停，气温很低，感觉真是度日如年，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天气真的好冷。

最后，我们发现自己被困住了。所谓的昼夜航行探险变得不再吸引人，我们没有足够的力气也没有足够的经验把这条船弄回家去。我们挤在小船里度过了一个冰冷的晚上，几乎没有睡着。雾蒙蒙的天终于亮了，又湿又饿的我们撇下船游到了岸边。我们俩吃力地跋涉着，直到看见一个加油站，我拿起电话就朝家里打去。司机戴夫接的电话，我有气无力地说到，“你快点来接我们。太糟糕了，一晚上都在下雨，我的三明治湿了，我好冷，冷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