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夫开车把我们接回了家。刚进家门，我们遇到了正要出门骑马的父亲。他说到：“怎么了，泰迪？你不是去航海了么？”

“我去了，爸爸。但是天太冷了，一直在下雨，糟透了，真的是太冷了！”

“船在哪儿？”父亲问到，“停在了巴斯河那儿。我们晚点再去把它开回来，我现在要上楼暖暖，吃点早餐休息一会儿，再睡上一觉，我身上又冷又湿。”但是父亲却出人意料地说，“戴夫，把泰迪和乔伊送回船去。泰迪，如果你把船开出去，就得把船开回来。”

于是，汽车调头把我们送了回去，我一路上都在发牢骚，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可是当我们回到巴斯河的时候，太阳一下出来了，岸上刮起清风，船上的船帆也撑了起来，天气渐渐变暖，我和乔伊在海上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在我生命的每个角落，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父亲总会出现在那里，把我送回去做必须做的事情，去找回自己的船。我能想象他的样子，向我大步走来，看着我的眼睛，他的握手是那么有力，他的笑是那么真诚。慢慢地，我有了一种信念，不能让父亲失望，我决定永远不在挑战面前半途而废。我相信只要父亲知道我已经尽力，即使事情的结果并不理想，他也仍然会给我这样的安慰：

“如果某件事你已经尽力，就任它去吧。”

父亲知道他这句话的含义。20世纪40年代初，他曾使尽浑身解数在各个国家间奔走呼吁，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他失败了，他没能阻止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

1938年2月，在我六岁生日前没几天，约瑟夫·肯尼迪接受罗斯福总统任命，前往英国担任美国驻圣詹姆斯王室大使。现在回想起来，曾在竞选期间获得父亲鼎力相助的罗斯福总统之所以任命缺乏外交经验的父亲出任驻英大使，是因为他希望父亲能促成英美之间达成一个重要的贸易协定，与此同时，父亲出名的率直性格能够让华盛顿方面准确地获悉英国对纳粹德国（NaziGermany）的反应。

就在那年的3月12日，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点燃导火线，纳粹突击队（stormtroopers）跨过德国边境，占领奥地利（Austria），直接违反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Treaty）的有关规定，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瞬间所有人对和平的希望化为乌有。

就在德国入侵奥地利之前三天，我与世隔绝的欢乐童年刚刚结束。母亲、其他四个孩子、邓恩（Dunne）小姐和柳娜·轩尼诗，我们一起登上了开往英国的美国海军华盛顿号（USSWashington），与父亲汇合（小乔伊和杰克则留在哈佛继续读书）。这次旅行对我很有意义，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站在外海（opensea）上；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我对这个世界新的理解，在那个历史的关口上，世界正坠向无人可以意料的深渊。

第三章战时伦敦1938-1939

第一次远航让我重新认识了大海，有些以前想都不曾想过的问题摆在了眼前。其中一个就是晕船，冬季风暴肆虐时，从纽约港到伦敦的跨北大西洋（NorthAtlantic）航行需要六天时间。每天都有三十英尺高的巨浪拍击船头，一个个就好像拍打在我的胃上。我喜欢大海，但这样的大海有点让人受不了。

那时的美国大使馆坐落在肯辛顿路（KensingtonRoad）王子门14号（14Prince’sGate），海德公园（HydePark）对面。后来我知道这栋四层楼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曾是银行家J·P·摩根（J.P.Morgan）在伦敦的住所。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大门口那位裹着厚厚头巾的印度侍卫。凯思林、露丝玛丽、波比还有我与父母同住在王子门14号，尤尼斯、佩特和珍妮则住在旁边的一个女修道院（convent）。我的卧室在三楼，但是大小显然不太合理，柳娜·轩尼诗后来回忆说我的卧室像个大教室，她还特别提到了两张单人床、大壁炉、书桌、梳妆台、衣柜、休闲椅和一张带着两把椅子的早餐桌。上楼下楼都是通过一个笼式电梯（cagedelevator），我最喜欢跑在所有人前面按下启动钮，然后听电梯叮叮当当启动的声音。

六岁的时候我知道了一件事情，父亲是带着重要使命来伦敦的，但是到底是什么还不清楚，只见重要的客人在我们住的地方进进出出：其中包括英国国王和王后。

到伦敦一年多之后，1939年的五月，乔治六世（GeorgeVI）和伊丽莎白王后（QueenElizabeth）造访美国大使馆。孩子们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盛装登场，甚至还化了妆。我仿佛记得有人告诉我这两位来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他们的来访是顶顶重要的事情。

这事情我自始至终都参与得很少，只模糊记得国王陛下穿着一件深红色的长袍（scarlettunic），胸前挂满了饰带和勋章，还记得为了使自己的鞠躬更专业，我练了好几个小时。波比和我后来在温莎城堡（WindsorCastle）受到了伊丽莎白公主（PrincessElizabeth）和玛格丽特公主（PrincessMargaret）的接见。我们一起跳了舞，但是似乎没能给彼此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