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人能感觉到我的孤独。波比本打算形影不离地陪着我，可是他毕竟是大孩子，有自己的朋友圈。父亲尽可能抽时间和我在一起，念及他还有那么多公务要处理，他给予我的这些时间简直是太多了。他来学校看过我打板球赛，带我起早去海德公园的百年老路罗滕道（RottenRow）或是罗汉普顿（Roehampton）的马场骑马。晚上和母亲临出门应酬前还不忘来卧室给我读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的书。那时的我还无法察觉父亲精神上承受的巨大压力。直到伦敦岁月变成过去，我长大成人之后，回想起当时的场景，翻阅当时的书信才逐渐理解父亲在战前外交斡旋过程中的痛苦角色：他强烈地希望美国保持中立，在他的眼中美国和英国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抵抗希特勒的进攻。他不停地给罗斯福总统写信，给参议员们写信，给记者们写信分析国际局势，这些言论最终触怒罗斯福总统，使得他的外交生涯提前结束。让我不能理解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就在父亲直言不讳表达自己想法的同时，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肯定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也曾有过期待。当时临近1940年美国总统竞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期将满两届，史上还没有总统任职超过两届，没人知道罗斯福到底会不会连选连任。据我后来了解，在一份当时舆论热议的继任者名单中，父亲的名字赫然在列。

诸如此类的事我从未问过父亲，现在常常想要是当年问一下该多好。然而，这些事情和父亲生命中的其他片段一样，存在于我们的关系之外。我们从不把自己的家人朝外赶，彼此之间也不讨论个人生活的细节。这是个尊重不尊重的问题。

1938年9月召开的慕尼黑会议（MunichConference）多少给了父亲（他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一丝避免战祸的希望。他的朋友和盟友，英国首相（Britishprimeminister）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和法国总理 （Frenchprimeminister）奉行后世看来遗患无穷的绥靖政策（appeasementstrategy），接受了阿道夫·希特勒提出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领土要求。次年3月，德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加剧了多国间忙乱而徒劳的外交斡旋。

就在和平岌岌可危之时，父亲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参加了红衣主教欧亨尼奥·佩塞里加冕教皇庇護十二世的典礼，我们全家从伦敦赶赴罗马。1939年3月12日，星期日，我们坐在圣彼得大教堂（St.Peter’sBasilica）柱廊的第一排观看了整个典礼。后来才知道，肯尼迪一家的观礼还为梵蒂冈（Vatican）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外交危机：美国代表团上报的观礼人数为七人，但是我们算上家庭教师实际上有十一个人（小乔伊当时在西班牙）。最后，问题以天主教常有的宽容方式收场：梵蒂冈方面增加了座位，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翌日，父亲受到了新教皇的接见。3月15日星期日，新任教皇在梵蒂冈为我主持了第一次圣餐礼（FirstHolyCommunion）。我那天穿着一件蓝色的外套，左手拿着一柄白色的玫瑰花饰（rosette）。他祝福我并说到，“愿你永如今日般善良和虔诚（Ihopeyoualwaysbegoodandpiousasyouaretoday）。”这件事在一部分人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个七岁的男孩由教皇主持了第一次圣餐礼；这是这位教皇第一次以教皇的身份主持圣餐礼；而且，这个小孩不是意大利人。然而，这却是我生命中最美妙的时刻。那天我收到了一串由教皇加持过的念珠（rosary），这串念珠我在六十多年后转赠给了继女卡罗琳·拉克林，在她第一次接受圣餐礼的时候。

战争开始前一家人最后的休闲时光是个长达一月的假期，父亲在法国里维埃拉（FrenchRiviera）的戛纳（Cannes）租了个度假村。乔伊和杰克教了我更多的航海知识，还教我怎么跳水，练习跳水的地方就在地中海（Mediterranean）伊甸罗克（EdenRoc）旁的悬崖上。我那时还不怎么会游泳，但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我一入水他们就跳下去一个把我捞起来。这件事我们兄弟三人对父亲一直守口如瓶。

假期被迫于8月24日提前结束。德国和苏联发表公报称已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mutualnonaggressionagreement）。此事非同小可，它意味着波兰将首当其冲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接到消息之后父亲立刻赶往伦敦。在会见了方寸大乱的张伯伦之后，他电告母亲，必须带着孩子们离开欧洲。

对此母亲早有心理准备。从春天开始，空袭警报便时常响起，对德国空军可能空袭伦敦的恐惧已经四处蔓延。波比和我在上下学的路上看见了伦敦的民防准备：沙包、防空气球 （barrageballoons）、枪炮的脚手架。我们曾参加过空袭演练，和同学们一起躲进掩体，带上让人恶心的防毒面具，演练间隙时间再返回教室上课。我对那个时候最鲜活、最诡异的记忆莫过于在街上看到的一滩人血。由于那时距离德军开始空袭伦敦还有一年的时间，而我们在空袭开始之前就已经离开了英国，除非这滩血是一场我恰好目击的车祸或者其他事件留下的，否则这段记忆只能说是无法解释。或者也许这段“记忆”来自梦里，而这个梦则恰恰来自于我耳濡目染、与日俱增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