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媒体和公众几乎被我们完全吸引了，每个人都对父亲充满了好奇，他们希望知道的当然是这位新任美国大使从美国带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和承诺，以保证这个国家免受纳粹大规模进攻的威胁，以及这位爱尔兰天主教徒会以怎样的姿态站到英国的立场上来。我对此一无所知，只知道一群表情严肃的人追着父亲问问题。至于姐姐、波比和我，我们听由别人梳洗打扮，一窝蜂跑出去看卫士换班，然后窃笑。很明显，母亲对英国公众“自发的、热情洋溢的温暖”记忆深刻，她后来写到，“我几乎已经觉得我们全家被整个英国的人民收留了。”

伦敦也有伦敦的危险。有次一匹斑马想要把我吃了当午饭，这家伙干得不错，在救援人员把它嘴巴弄开之前已经把我一支胳臂吞了进去。

事情发生在摄政公园（Regent’sPark）皇家儿童动物园（RoyalChildren’sZoo）重新开园的庆祝仪式上。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朱利安·哈克斯雷（JulianHuxley）递来剪子，我在诸位前来采访的记者面前为活动剪彩，波比和珍妮在一旁观看（估计他们俩代表的是来自各个地方的小孩），身边美丽英国小姐们笑逐颜开。

仪式结束后我把剪刀放了回去，突然看见身旁的笼子里有一匹斑马。我以前从没见过真的斑马，而且这匹斑马看上去非常友好。于是我走上前，手臂穿过铁丝网，递上一颗花生。结果这斑马一口吞到了我的手肘。

我立马尖叫起来，手往外拔，可是越往外拔斑马的牙就咬得越紧。幸运的是我穿着件厚厚的外衣，里面还有一层夹克，然后还有一件衬衣，斑马的牙没能咬进肉里。然而，它却说什么也不松口，我一边尖叫，一边往外拔，一边使劲拉，而那匹斑马则一直在调整位置，寻思着怎么顺着手肘把我给吞下去。卫兵们听见我的叫声后跑了过来，想帮忙却没有合适的工具，不知怎么才能把一只胳臂从斑马的嘴里给抠出来。最后有人找来了一个专业的斑马饲养员——不管怎样，我认为他很专业——饲养员朝斑马的尾部抽了一鞭子，这家伙终于把我的胳臂给吐了出来。

我并没有受什么伤，但是这件事情造成了不小的骚动，使得场面有些失控。你想想，有著名的生物学家登场，有美丽的英国小姐助阵，有漂亮的彩带，有那么多好吃的点心和饼干，有那么多小杯果汁等着大家去享用——结果呢？突然间一个小孩儿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而且一匹斑马正在吃这个小孩儿，而且，这个小孩儿恰好是大使先生的儿子。

我记得所有在场的大人们都叫我要“保持镇定（keepastiffupperlip）。”我才不管什么镇定不镇定呢。

姐姐们的出彩机会更多一些。十九岁的露丝玛丽和十八岁的奇珂在到达伦敦后不久即完成了自己在社交场合的第一次登台亮相，地点是在白金汉宫（BuckinghamPalace），观众则是英国王后。为此，两人做了数不清的排练和准备。为了应付这次表演，母亲甚至带着两位姐姐穿过英吉利海峡隧道（theChannel）去法国巴黎挑礼服。

那一天终于来了，宫廷舞会现场响起两人的名字，凯思林和露丝玛丽穿着闪亮的白礼服一同出现在前厅，两人顺着红地毯朝前走去，向女王行了一个完美的屈膝礼，然后翩翩起舞。那一季有不少的名媛舞会，其中包括肯尼迪舞会，奇珂在所有的舞会中表现得光彩夺目，她美丽的微笑让来自不列颠群岛、欧洲和俄罗斯的众多舞伴倾心不已。

对波比和我，这场盛大活动的新鲜感最终褪去，与伦敦街头特有的柴油味儿、有趣的口音和靠左行车的规则一起成为习惯。这些活动让我功课落下不少，而且让我感到有点孤独，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的。

广场附近有条斯隆街（SloaneStreet），街上有个吉布斯学校（GibbsSchool），这所学校记录了我在英国漫长却稍带抑郁的学校生活：那里有数不清的规章制度，每个规章制度还有不同的条款、派系、标准和处罚（我那时都快要成为处罚方面的专家了），以及让我无法讨喜的各种教条。我喜欢别人宠着我，直到读书之前我都把这种宠爱看作理所当然。毕竟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每个人都宠着我。天生我就是个快乐的家伙，我喜欢笑、更喜欢大家跟着我一起开开心心的。如果有哥哥姐姐犯了错事要被父亲收拾，他们时常会让我先去父亲那儿“做做工作”。

但是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一切都不一样。

波比和我每天都坐大使馆的车去吉布斯学校，但是不久之后我们就开始勇敢地自行乘巴士和地铁上下学了。波比那时十三岁，年龄比学校大部分男生都大，跟上课程对他来讲几乎不成问题。而我的年龄却比大多数的学生还小，不仅在学业上遇到很多麻烦，在其他方面也一样。我吃力地继续着课程，吃力地学习着板球。每次犯错了我都会被校长请到办公室去，把手摊开，然后被他用戒尺打得通红。父母教我要讲礼貌，作为一个外交官的儿子更应如此，于是每当那个叫塞希尔（Cecil）的英国同学打我的时候，我都把事情处理得很好。在把希塞尔痛扁之前，我不忘从父亲那里先获得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