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的杰克当时被派往太平洋战区（pacifictheater）的所罗门群岛（SolomonIslands），担任一艘鱼雷巡逻艇（patroltorpedoboat）的指挥官。这个任务其实很危险，鱼雷巡逻艇很小，而且构造很不合理，携带的是轻型装备，被布置在交战海域进行夜间巡逻，寻找日本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杰克的鱼雷巡逻艇编号为109。

8月2日，一个由15艘鱼雷巡逻艇组成的编队被派往新佐治亚岛（islandofNewGeorgia）拦截一个日本舰队。杰克所在的109号鱼雷巡逻艇被一艘敌军的驱逐舰撞成了两截，十三位船员之中有两位当即壮烈牺牲。落水后，杰克指挥大家朝一个小岛游去，他嘴里咬着救生船的绳索，把一个严重烧伤的工程师拖着游了五个小时。之后杰克又游回海里，向一艘路过的船只发出求救信号，那时他已经一天半没合眼了。当他求救失败重新回到岸上的时候，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状态。被困一周之后，杰克带领大家游到了一个更大的岛上，在那里这些人接连数天滴水未进。海军方面以为他们已经牺牲了，几天后还在图纳吉（Tulagi）小岛为他们举行了葬礼。8月9日，他们通过一个椰子壳将杰克刻在上面的求救信息送到了新西兰在克罗斯岛（CrossIsland）的驻军手里。（这颗椰子壳现被收藏在波士顿的约翰·肯尼迪图书馆[JohnF.KennedyLibrary]）。消息最后被转到美军基地，基地派出一艘鱼雷巡逻艇解救了他们。

对于杰克失踪和牺牲的消息我浑然不知，直到获悉他又被找到。记得那年8月的某天晚上，我和姐姐以及好朋友一路骑车奔向海恩尼斯港的报亭买报纸，结果被报纸头条和上面画的鱼雷巡逻艇惊呆了。我们跑回家，欢呼哥哥成了英雄，父亲听后才告诉我们几天前他就得知了杰克失踪的消息，他说他一直仍然抱有希望，为了不让我们担心，就没有走漏风声。

第二年探亲的时候，杰克顽皮地让我分享了他英雄的“光环”——他自己倒从来不把这个事迹当成一回事。晒得棕黑、略显消瘦的杰克带着他那灿烂的笑容出现在棕榈滩的家门口，身边还有他的战友小保罗·雷德·法伊（Paul“Red”FayJr.）。第二天早上，我闯进杰克房间叫他起床，他紧紧地把我抱住，然后在他的行军囊（duffelbag）里翻找打仗时收集的纪念品：南太平洋土著人的棍棒刀枪。

接着，杰克和我玩起了鱼雷巡逻艇模拟任务，还把我任命为传令员（courier）。他命令我下楼弄醒雷德·法伊，并传令：“鱼雷巡逻艇109呼叫法伊队长，结束。”我高兴地跑下楼。雷德派我回到杰克的房间：“罗密欧响应德尔塔A-OK（RomeoEchoDeltaA-okay ）。今天早上第一个任务是什么？”游戏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些暗语对我来讲太过专业了——他们俩倒是乐在其中，只是我一直云里雾里。

后来更刺激，杰克把我带到了一条真的鱼雷巡逻艇上。他当时正负责迈阿密海滩（MiamiBeach）边的一个试训中心（shakedowncenter），有天早上天还不亮他就把我弄醒了，让我跟他一起去中心。我简直不敢相信，12岁的我竟然和英雄般的哥哥一起登上舰艇。我那时还不知道，平民——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小孩子——是不允许登上海军舰艇的，就更别说带出海了。但是哥哥知道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且所有的船员都挺配合。

从登上船开向外海开始，我一直笑得合不拢嘴，直到被一阵烟味熏得透不过气来，抽烟的水手嘴里叼着根鱼雷形状的香烟，身体之魁梧我见所未见。我衣服上、手上被弄得全是烟味，可船员们似乎很享受，杰克也没有对我有丝毫的怜悯。我呛了几口，感觉挺有趣。那天我们沿着海岸线航行了好几个小时，这段记忆我一生珍藏。

杰克的背伤让他无法继续服役，但他在海军医院养病期间仍然被授予了四枚勋章。1944年，杰克退役。

如果说杰克为我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充满想象力的一面，那么另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家人则让我领悟了波士顿爱尔兰裔多姿多彩的政治渊源。

芬森登距离波士顿很近，周末我可以到维斯特纽顿坐上几公里的短程火车，顺着波阿线（波士顿到阿尔巴尼，Boston&Albany）到市中心的南站（SouthStation），然后爬上灯塔山（BeaconHill）到老贝乐芙酒店（oldBellevueHotel）。这座有着金色穹顶的酒店矗立在州议会（StateHouse）的旁边，被人戏称为“政治枢纽站（politicalGrandCentralStation）”。我会在“候车大厅”里静静地等着“站长”的召唤，这位“站长”正是波士顿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我的外祖父约翰·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JohnFrancisFitzgerald），人称甜心菲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