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比赛的航程很长，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海面上还铺着一层薄雾，我们甚至看不清楚其他船，但是推迟出发的我们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该级别第一名。胜利原因是杰克选择了一条和其他船不同的路线，在那里风向发生了改变，我们刚好可以比其他参赛选手更早用到这股风。简直太让人激动了！那天下午维克图拉（Victura）充满了我们的欢笑。返回埃德加顿港的时候，杰克被一艘路过的摩托艇弄了一身水，他迅速收拾了一下，并换上了之前那套西装。靠岸后不一会儿，我们又看见那架小型单引擎飞机从头顶飞过，原路返回华盛顿，渐渐消失在薄雾里。

1950年5月，从米尔顿学校毕业后我和加甘一起开始了环欧洲夏季旅行。往家里寄的信显示我当时“花销肆无忌惮”，一路上曾在索伦托（Sorrento）被逮住偷烟灰缸，在佛罗伦萨（Florence）吃玉米片，在科莫湖（LakeComo）弄翻了一条小船，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参观希特勒的鹰巢（Eagle’sNest），还在纳粹的达考（Dachau）集中营缅怀过无辜的死难者。

秋天我将去哈佛读书，我想我准备好了。

第五章混迹哈佛1950-1958

1950年秋天我进入了哈佛，这个哈佛还是父亲和哥哥那个时代桃李长青的哈佛：大量的古树分布在校园的绿地、院子和古老的红砖建筑旁。富有传奇色彩的教授如萨穆埃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EliotMorison）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穿着哈里斯牌的毛料夹克（HarrisTweedjackets），上衣口袋里揣着烟斗，匆匆走进挤满“年轻学者”的教室。这里有社交团体，这里有党派阵营。

哈佛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一家人以前常常来看杰克和波比的秋季足球比赛。我甚至还见过当年在这儿读法学院的小乔伊，他的宿舍之乱让我简直无语。哈佛园（HarvardYard）南边有一排矮矮的宿舍叫威格尔斯沃斯（Wigglesworth），我的宿舍在C-31，打开行李的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一种成熟的感觉，虽然在很多方面我却仍然还是个孩子，仍然是家里的小孩子。我期待做一个乐观、简单的哈佛男生：和新朋友们建立良好的友谊，接受著名教授的谆谆教导，没事再踢踢足球什么的。结果呢，我的哈佛岁月复杂得超出了想象。

我有一个不错的开始，室友人很好：他叫杜德利·理查德斯（DudleyRichards），身材修长，一头浅茶色的头发。我们在海恩尼斯港过夏天时曾偶然相识。杜德利和他的哥哥罗斯（Ross）都是航海高手，罗斯和波比在海上难分高下。

杜德利以前酷爱滑冰，十几岁时曾是奥运会的希望之星。但是这个梦想在杜德利十六岁时破灭了：他跳水的时候一头扎进了浅水区，结果把脖子摔折了。经过两年多的密集理疗他最终康复，但滑冰已然荒废了许久。

大学第一年结束时，杜德利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回报，他在全国业余滑冰选手中排名第二。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哈佛毕业之后，那时杜德利接连赢得冬奥会的铜牌和银牌，我还在远方向他发去了贺函。1961年1月，杜德利与心上人、年轻的滑冰新星玛丽贝尔·欧文（MaribelOwen）搭档获得了美国锦标赛（theU.S.Championships）的金牌。可就在他事业有成、爱情甜蜜之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61年2月，一架飞往布拉格（Prague）的飞机失事，杜德利、玛丽贝尔·欧文连同整个参加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WorldFigureSkatingChampionships）的美国滑冰队全部罹难。

那年秋天去哈佛报到时我开的是母亲的老式蓝色酷派。等攒够钱，我换了一辆时髦的庞蒂亚克，并且给它装了个特别的喇叭，声音听上去就像牛的怒叫：“哞——”我觉得这很有型而且很好笑。但正如其他事情一样，牛喇叭最终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随后，我便收到了他的来信：

我听说你给自己的车装了个特别的电铃。我不想过多干涉你的事情，但我想让你明白，周围人看见你显摆会有意见，你马上会成为舆论批评的众矢之的。要想从普通人里脱颖而出方法很多，取得好成绩、赢得好声誉和加倍努力，但别让人指着你说：“这家伙他妈的以为自己是谁？”

我把牛喇叭卸了。

套上哈佛的运动服、戴上垫肩，征战新生足球赛是年轻时最让我兴奋的事情之一。那时我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体重210磅，刚好是块打大学比赛的料。在哥哥们曾经战斗过的场地上冲锋陷阵——没有什么感觉能比那还好。父亲观看了我所有的主场比赛，他带着贝雷帽在边线走来走去，发号施令，俨然一副教练的样子。

那年秋天，一个亲人的离世为我的快乐时光平添了一抹忧伤。10月2日，在与病魔斗争许久之后，外祖父约翰·菲茨杰拉德去世。四年前，杰克的竞选胜利曾让他高兴不已。外祖父的去世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更为我的童年画上了一条清晰的终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