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切按照正常发展，我会在哈佛广阔的知识海洋中得到熏陶，形成受用一生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增进对国内、国际政治思想的理解。事实上，我在秋季学年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虽然不太稳定。但是1951年春天，我改变了主意，或者说是回到了以前的兴趣上。那时的我专注足球，希望能保持状态顺利通过秋天的校队选拔。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促成了我的绿茵梦想。我在哈佛的朋友大多是通过足球认识的——约翰·卡尔维（JohnCulver）、克劳德·胡顿（ClaudeHooton）、迪克·克拉斯比（DickClasby）——我喜欢和球队在一起，不愿意失去这些朋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一年的哈佛生涯让我觉得这里并非一个特别友善的地方，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于是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足球中去，结果导致学习大幅下降，特别是西班牙语。我开始担心期末考试的时候会不及格或者得个D，那样的话我就不能入选秋季校队了。

我把我的担忧告诉了一个叫沃伦·奥东内尔（WarrenO’Donnell）的室友。他半开玩笑地建议我叫另一个伙计比尔·弗雷特（BillFrate）替考。我立刻否决了这个馊主意，但后来沃伦当着比尔的面又提起了这件事。比尔笑着说他的成绩没准儿比我还糟糕，但出于兄弟情义，他还是查了查考试安排，结果我西班牙语考试那天他刚好有空。在那之前我已经放弃了替考的念头，但是那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比尔再次提起，他说如果我改变主意，他那边没问题。结果我做了一个终身后悔不已的决定，“那你去吧。”这事儿显然欠考虑，那是一个不成熟的、幼稚的、荒唐透顶的错误决定。

比尔参加了考试——结果当场监考老师刚好是他的导师，而且知道他已经通过了西班牙语考试，这意味着比尔没有任何理由再参加考试。最后，哈佛大学处罚我们俩人休学一年，只有在这一年时间里干出点成绩来，才能回到学校继续学业。

我感觉天都要塌了，我知道，我完了，但更糟糕的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亲。我打电话告诉了杰克发生的事情，杰克答应在我回家之前跟父亲先吹吹风。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那是我这辈子最漫长最痛苦的历程。我开着车，脑子里冒出一大堆的“如果”：如果我没有跟沃伦讲这件事情；如果他没有建议我叫比尔·弗雷特去替考；如果比尔当时恰好没空；如果监考老师换成别人？

但不管怎样，假设于事无补。我知道自己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毕竟是我做了最后的决定。

父亲把我叫到了前厅。他又摇头又发火，训了我好久。你为什么不努把力？他问到。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为什么不考虑下后果？慢慢地，他的声音变得平和。这时电话响起，哥哥打来电话说情，出主意。等我再次回到前厅，父亲又把我骂了一通。“确实有人一辈子欺世盗名最后还逍遥法外，”他说到，“但那个人不是你，泰迪。”天呐，这话简直太对了。

第二天，父亲平静了下来，帮我分析接下来该怎么办。也许可以转到其他学校去，但是我执意要回到哈佛，证明自己。于是，参军服役成了最靠谱的选择。

在波士顿码头的那栋老房子里，我登记入伍。父亲觉得进入军队摔打一番也许会更有利于我的成长。性格强硬的父亲对我充满了失望，但他从没有对我失去信心，他希望我能从中吸取教训。

整件事自始至终父亲都很关注比尔·弗雷特的情况，这一点让我记忆深刻。他知道比尔本来是想帮我，于是出事后也想帮帮他。让人敬佩的是，比尔选择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要独自承担错误。比尔后来转学去了另一个学校，一年后回到哈佛并最终顺利毕业。

薇琪和我仍然与比尔·弗雷特及其妻子安妮（Anne）保持着联系。每年我们两家人和以前足球队的几个老伙计都会带着各自的妻子，挑个周末回哈佛看球赛。比赛大多是哈佛主场对阵耶鲁，一行人包括比尔和安妮；我一生的挚友、著名的民主党人，曾任艾奥瓦州（Iowa）州议会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的约翰·卡尔维及其妻子玛丽·珍妮（MaryJane）；还有迪克·克拉斯比，他是哈佛历史上最好的球员之一、三项全能（threesportman）冠军得主，此外还是球队队长，1952年在与圣路易斯（St.Louis）的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University）对阵中他曾从争球点一路狂奔96码触地得分。迪克后来和乔伊·加甘的妹妹——我的挚友和堂妹——玛丽·乔结了婚。同行的还有好友，几年后加盟红潮队（CrimsonTide）的保罗·柯克（PaulKirk）和他的妻子盖尔（Gail）；以及哈佛大学全美曲棍球联赛球员、奥运金牌获得者比尔·克里尔（BillCleary）与妻子乔（Jo）。还有我的同班同学杰夫·柯立芝（JeffCoolidge），他每年都参加我们的聚会，直到去世。克劳德·胡顿后来也加入了我们的活动。每年我们都会在一家意大利风格的餐馆大快朵颐，第二天回学校体育场搞个车尾派对 （tailgateparty），然后观看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