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车横穿了西班牙，然后乘船到了摩洛哥,在陡峭、崎岖的阿特拉斯山脉上第一次体味到异域风情。在那里我们拜会了深受摩洛哥人民爱戴的民族主义者，摩洛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SidiMuhammadibnYusuf ）。1953年，法国政府将穆罕默德五世流放至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引发了摩洛哥国内暴动。1955年，法国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重新迎回穆罕默德五世即位摩洛哥国王。就在我们拜会的前几周，穆罕默德五世刚刚在巴黎通过谈判为摩洛哥赢得了独立。

我们和穆罕默德五世的会面非常值得纪念，其中一个原因来自与我们同期到达的另一个客人，艾尔·格罗西（ElGlohi）。艾尔·格罗西是当时摩洛哥的一个大军阀，穆罕默德五世的死敌。艾尔·格罗西的到访让我的编辑非常感兴趣，因为前者曾经两三次试图要杀掉穆罕默德五世。编辑向我信誓旦旦地说这次会面会充满火药味。事实上，这是一次化干戈为玉帛的和谈，艾尔·格罗西带来了贡品并宣誓效忠国王穆罕默德五世。

我和弗雷德没能参加这场和谈。整个和谈是在穆罕默德五世的大帐内举行的，外人不得参加。但是我们受邀参加了随后举行的盛大纪念宴会，整个庆祝活动差不多进行了整个下午。国王的后宫悉数到场，有70人之众。宴会上有舞蹈表演和宰牲，大帐远处平原上一群骑手骑着强壮的裸马 飞奔，腋下夹着步枪。骑手们一只手拿一把枪，在全速奔跑中把枪抛到50到70尺的高空，无需瞄准，他们就能精确地抓住正在下落的枪，朝天空鸣响。之后他们还表演了马上杂技，在奔跑的马上不停地上下，整个表演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晚上，弗雷德和我被带到了睡觉的地方：那是大帐的一个角落，距离白天表演的马匹仅五尺之遥。

然而，比起下一站，在阿尔及利亚全程军队陪同的旅行，这些经历可谓是小巫见大巫。在那里，我们见证了阿尔及尔战争的（BattleofAlgiers）上演。当时法国军队占领了阿尔及尔，官员们被迫躲进了下水道。我们亲眼看到一位长官把窨井盖打开，放下一个装着鸽子的鸟笼——向躲在下面的人传递安全信号。

法国人以为自己赢定了，但是你能感到事情没这么简单。全国各地起义军揭竿而起，法国人永远无法迫使这些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就范。阿尔及利亚人经历了殖民军队最为残酷的镇压，但这一切只能增加他们的仇恨，加速他们独立的步伐。这一趋势无法阻挡。

游完阿尔及利亚，我们按计划和杰克汇合。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他加入了我们的地中海（Mediterranean）航行。我把六个星期以来的旅途见闻讲给了他听，对此杰克非常感兴趣。然而，我们的短暂相聚被一个国内传来的消息所打断：前一年刚刚流产的杰姬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她一共经历过三次流产，这次是第二次。杰克急忙赶回家陪伴妻子，但他依然记住了我们的谈话。在一年多后的一次演讲中，新任国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变相援引了我曾经跟他提到的一个观点，在阿尔及利亚冲突中对“可容忍的和平（tolerablepeace）”表示了谨慎的支持，他说：“和约一日不契，意识形态的威胁就会变本加厉。”这也是杰克1963年遇刺时对刚刚爆发的越南战争所持有的基本观点。

在杰克进入国会参议院的激励下，献身公共服务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我唯一的事业抉择，而法律知识乃是这一事业之基础。原本我打算去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University）法学院继续深造——我的成绩不够进入哈佛法学院——但最终我还是做出了和波比一样的选择，来到了夏洛特维尔（Charlottesville）的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ofVirginiaLawSchool）。

在弗大的三年是鼓舞人心的三年，快乐的三年，学习的三年和结交新朋友的三年。我的室友是前重量级拳击冠军基尼·唐尼（GeneTunney）的儿子，约翰·瓦里克·唐尼（JohnVarickTunney）。初见基尼，我发现他与父亲有很多相似之处，态度严肃持重、生活上不太讲究。基尼后来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国会众议员，然后是参议员，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基尼做了小泰迪的教父，而我做了他儿子的教父，基尼的儿子刚好也叫泰迪。

我们住在距离校园不远的一个由马厩改建的宿舍，在那儿我们开了不少难忘的派对，收获了许多欢乐。宽阔空旷的乡间道路是我消遣的好去处，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里，我思考着人生的美好事情。遗憾的是，每次出游我都会不知不觉超速，然后总会有一个巡警出现在那里，给我送来善意的提醒。无论怎样，生活非常美好，我交了一些好朋友，而且，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不再忧心忡忡地“追赶别人”，安心地享受着那段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