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多或少是基尼教会了我爬山，更准确地讲是把我扔上了山。我、基尼，以及我们俩的好朋友约翰·乔曼斯（JohnGoemans）三人有幸跟随著名的哈迪·迪莱（HardyDillard）教授前往海牙的国际法学院（InternationalLawSchool）研习合同法。这次经历让我们得以置身于瑞士本宁阿尔卑斯山脉（PennineAlps）的丛山峻岭之间，马特合恩峰（Matterhorn）和里普费希合恩峰（Rimp·schhorn）在这里交错，形成了米沙伯尔山岭。

基尼在耶鲁读书的时候就开始爬山，他决定让我从简单山峰的开始爬起，目标是只有4000米高的单峰山，里普费希合恩峰。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两个瑞士滑雪队的哥们儿，奥古斯特·胡伦（AugusteJulen）和海因茨·胡伦（HeinzJulen）。那次爬山也许是我这辈子最恐惧的经历。

每个人都被绳索拴在了一起，我被栓在奥古斯特·胡伦和唐尼之间。只见奥古斯特一只脚踩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另一只脚挤在差不多的位置，手抓着某个地方，把自己拉上了一块更大的岩石。他朝下看着我，说到：“该你了。”

一路攀爬，我的手和腿像灌了铅一样，可是我又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跟着。就在要爬到山顶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我一只脚踏在奥古斯特踩过的石头上，一只手扶着奥古斯特抓过的那个地方（我以为他抓的那儿），另一只脚顺势挪过去，结果那里并没有任何的支撑点，我踩空了。“拉紧！拉紧！”我惊慌地喊起来，结果砰的一声，掉了下去。我下坠了大约20英尺，腰上系着的安全绳滑到了腋下卡住，在山谷上方3000米的位置悬着。我不敢用手去抓绳子，因为如果把手抬起来，安全绳就会滑掉，我就会掉下去。如果当时不是奥古斯特拉住绳子，我们全部都得玩完。

奥古斯特将绳子缠在了一个大石头上以免脱手，然后他慢慢地把我往下放。但是我正悬在一大块突出的岩石下面，根本摸不到岩壁。我朝四处看，发现基尼从和我差不多高度的地方爬了过来。他伸手把我拉向山体，我们俩站在了一块几乎无法放脚的小岩块上，但好在还是放下了。精疲力竭，风又凶残地刮着，我叫喊道：“我想我是爬不上去了，真的，我爬不上去了。太累了！”

“兄弟们，你们别无选择，”奥古斯特回答到。“你们要么爬到山顶去，”要么只能在那儿等死，这半句他没有说出口。

是基尼救了我一命。他观察了一下，发现了另一条路线——一个山腹峡谷（couloir），一条由大岩石挤成的缝。他把身体嵌入了大岩石缝里，膝盖支撑在两边的岩壁上，耸着肩往上爬，就这样爬了15到20英尺，到达了奥古斯特接应的地方。我按照唐尼的方法小心地爬了上去，并最终追上了他们。

山峰的另一边竟然有一条索道。后来大家乘坐索道下了山，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上山的不坐索道呢。当时我暗自定下决心，这辈子说什么也不再爬山。

结果呢，我们第二天又搞定了马特合恩峰。

回到弗大之后，我以前所未有的干劲一心扑在了学习上。整个过程中，基尼和我如影随形，像旅行和平时生活那样相互鼓励着。我们俩组队参加了法学院的经典练习课程——模拟法庭（mootcourt）。这个课外活动的竞赛部分由75个队伍组成，采用网球锦标赛那样的淘汰制进行辩论比赛。整个活动几乎贯穿了我三年的弗大生涯。

比赛的话题是“言论自由（FreeSpeech）”，基尼和我选择站在自由的立场上。为了准备比赛我们得做大量的研究，写下摘要。为了练习口头表达，我们专挑那些不会在比赛中碰面但又持有相反立场的队伍切磋。最后我们杀入了半决赛，比赛进入白热化。决赛于1959年5月举行，在法学院学习期间曾经参加过这项比赛的波比以及姐姐佩特专门从纽约前来观战。

为了进入决赛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比赛评委们的资历更是让压力倍增：已退休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SupremeCourtjustice）、前美国副司法部长（solicitorgeneral）斯坦利·里德（StanleyReed）；前美国副司法部长、总检察长（attorneygeneral），因曾在纽伦堡审判（Nurembergtrials）中盘讯赫尔曼·戈林（HermannG·ring）而闻名的英国大法官（lordchancelloroftheUnitedKingdom），基尔穆尔伯爵（theEarlofKilmuir），大卫·麦克斯维尔·费夫（DavidMaxwellFyfe）；美国第四巡回法院（CourtofAppealsjudgefortheFourthCircuit）法官克莱门特·海恩斯沃斯（ClementHaynsworth）（10年后，时任参议员的我投票反对了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的海恩斯沃斯最高法院法官提名）。我们的对手由唇枪舌剑的韦恩·鲁斯蒂格（WayneLustig）领衔，就连我和基尼也被他的表现所折服。是的，这可以说是泰山压顶般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