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差一点他就和我们走了，因为那时候已经快起飞了，但是萨多维奇还是拉开舱门跳了下去。在我和德罗西的笑声中，飞机顺利升空。可怜的萨多维奇错过了一次刺激的经历。从格罗布到休洛一路美景尽收，崎岖的高原和松树林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雪，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这景色让我们俩兴奋异常，事实上，正是这该死的雪景让我们跟丢了高速公路。我朝北一直飞一直飞，高度公路却始终没发现。这时一个烟雾弥漫的小镇出现在我们下方，薄雾中耸立着一座航空塔。德罗西问我这塔的名字，我看了下地图，没有发现这区域里有类似的建筑图标。“肯定是新盖的，”我对他说，“还没来得及画上地图。”话里不确定的语气让德罗西有所察觉，因为他也不太相信我说的话。“我们飞回刚才那儿，再看看，”他告诉我。这是个好主意。

飞机低空盘旋，德罗西仔细盯着看，喘着气说到：“我的天！这是阿帕奇堡（FortApache）！我是阿帕奇堡印第安人的法律顾问，我来过这儿！”

这一发现意味着我们往东偏离了50多公里，估计是被风吹的，一路上没有察觉到。我抓狂地扫了一遍地图，发现顺着阿帕奇堡北边的高速公路也能到休洛，于是我们决定朝那边飞。

麻烦从那时起才算刚刚开始。我们谁也分辨不清楚休洛的飞机场到底在哪儿，拜一场四英尺深的雪所赐，下面一片雪白。我们又没办法返回，因为汽油已经不够了。飞机开始下降，德罗西用萨多维奇似的语气问我知不知道该怎么在雪地里降落。我安慰他说至今还没出过差错——这话严格来讲不算骗人，因为以前从没机会在雪地里练习着陆。

着陆动作堪称我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一次，积雪让飞机及时停了下来。飞机库里两个工作人员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们，边看边给飞机加油。我和德罗西在附近的一个旅馆与休洛郡的郡长委员会（committeeofcountychairmen）见了面——三位郡长全部到场。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一个党员一个党员地拿下西部的选举。

为了清除积雪，飞机在机场上滑行了八圈。升空，下一站，旗杆镇。

第二天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去普雷斯科特的路程原本需要45分钟，多亏了每小时80公里的顺风，我只用了30分钟就到了。我和当地民主党领袖们进行了一个愉快的早餐会面，然后登上飞机飞往尤马。途中，我发现自己可能被导弹给盯上了。

清晨金色阳光沐浴下，飞机升空。收音机里不停传来有关空对空导弹（air-to-airmissiles）、地对空导弹（ground-to-airmissiles）诸如此类的播音。这没能给我足够的提醒——毕竟我是在亚利桑那，而不是苏联上空——于是我调了调收音机旋钮，转到了弗兰克·西纳特拉 （FrankSinatra）的节目。我跟着曲子哼了一会儿，接着瞟了眼地图，突然发现自己正处在一片航空管制区。我迅速翻到地图背面，上面显示这片区域平时并不禁止民用航空器进入，只在进行导弹试验的时候才进行管制，而那天早上刚好有导弹试验。

这时我已经飞到了区域的中间位置，朝哪边飞距离都差不多。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我不停地飞，脑子里全是制导导弹追逐飞机而且弹无虚发的新闻短片镜头。我最终还是挺了过来，安全到达尤马，虽然降错了机场，但毕竟是活着回到了地面。

我很惊异地发现——也许我不该这么吃惊——杰克的宗教信仰竟然给西部的一些民主党人带来了顾虑。每次我提到这个问题，一部分人会特别在意，另一部分人则觉得并不重要。不管怎样，这让我意识到杰克有必要就自己的宗教信仰对全国做一个说明。

晚秋时节，我到拉勒米（Laramie）的怀俄明大学（UniversityofWyoming）进行演讲，听众是一群年轻的民主党人，内容是常讲的那几条。我讲了将要来临的选举，讲了各位竞选人所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讲了杰克的优点和相对不足，诸如此类。我提到了宗教问题，讲了几分钟，我认为宗教问题和选举关系不大，也就很快带过了。然后我开始接受听众们的提问。

我站在那里和学生们交谈，一位年长的男士走上前来对我说：“肯尼迪先生，我是本校的心理学教授，想对你的演讲提一点意见。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你会用简单的加减思维来衡量你哥哥的宗教背景对选举的影响。在我看来，你之所以提出这问题是想告诉支持肯尼迪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过虑了，但是恐怕你的讨论会让很多原本对此不以为然的人意识到该问题的存在。”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道理，对这位直言不讳的教授表示了感谢。我坦言自己在发表政治演讲方面还是个新手，这些批评很有用。怀俄明大学的经历让我在宗教问题上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今后要尽量避免涉及这个问题，除非有人直接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