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我在米尔福德（Milford）有一个演讲，大约有400人到场。停车的时候我暗暗地告诉自己，他们都读了那段新闻，我得面对大家的冷眼，事情很麻烦。

我勇敢地走进大厅，再次感受到了到场观众的风度。在他们的起立欢呼中我走向讲台，那种感觉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看上去在场观众似乎不太在意一个十几岁孩子犯的低级错误，至少并不打算揪住不放。演讲开始前，我屏住呼吸好似祷告一样低声嘟囔，看来我有机会涉险过关。

我预选中的主要对手是艾迪·麦克科马克。（共和党的提名人选锁定在了两个熟悉的名字之间：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查尔斯·伊万斯·胡格斯 （CharlesEvansHughes）的孙子斯图尔特·胡格斯（H.StuartHughes）和小亨利·卡波特·劳吉 （HenryCabotLodgeJr.）的儿子乔治·卡波特·劳吉（GeorgeCabotLodge））。我对艾迪并不很了解，但我认为他是个聪明、出色的政治家。他知道怎么和民众交流，例如，如果我们俩同时出现在一个犹太人集会（synagogue）上，艾迪会说几句希伯来语（Hebrew）。艾迪有过州竞选的经验——他当时是马萨诸塞州的总检察长——在民权方面成绩斐然。

不论新闻界还是学术界——那个年代学术界在公共事务领域依然有一定的话语权——都还没有接受我。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James“Scotty”Reston）猛烈批评了我的自以为是和经验不足，社论（editorialpage）板块的文章也没什么好口气。诸如“王朝（dynasty）”和“肯尼迪主义（Kennedyism）”一类的词语和“多余一个（Onetoomany）”的诘难充斥着媒体的报道。母校似乎后悔当初给了我文凭，一位法学教授每到一处便说我是一个“莽撞少年（bumptiousnewcomer）”和“裙带候选人（coattailcandidate）”

这次竞选关系到的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政治前途。杰克的顾问们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如果我输了，将是整个家族的失败。因为我们历来都是以一个家族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无论谁在家乡遭遇失败，都将牵连到杰克的仕途。

杰克帮了我大忙，当然不是公开地，而是在幕后。4月27日，他在白宫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简报项目，政界人士和助手们从马萨诸塞州各地轮流飞往华盛顿汇报候选人的民情。之后，杰克将项目交给了对竞选如波比般了然于心的史蒂夫·史密斯全权负责。史蒂夫的团队——大多数是义务工作的律师——随后出发前往马萨诸塞州各地进行竞选组织，与此同时我重新开始了马拉松般的长途旅行和巡回演讲，就像两年前那样。不同的是，这次我不是为了兄长，而是为自己去演讲。

竞选让我乐在其中。回到家乡之后，我采用了甜心菲茨当年那种传统竞选方式，组织游行乐队、彩旗方阵、鼓乐队和产业工人们上街造势。有一次，我走在沃彻斯特（Worcester）一个纺织厂的过道间，突然看到一个衣着邋遢、大汗淋漓的朋友，于是我走上前去，伸出手。他把手缩了回去，说自己手里全是油。“没关系，老兄，来握一个！”我叫着说。当天余下的时间我都带着这一手的油污，感觉好像戴着一枚荣誉勋章。

琼也忙活了起来，她到全州各地参加了无数的女子俱乐部聚会和茶话会，用她的热情、口才和她最喜欢的拉票方式——播放家庭电影，感染了为数众多的选民。

虽然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差不多结婚四年以来琼和我第一次朝着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努力。即便这样，我们的竞选活动也大多是分开进行。

回想我的那段生活和婚姻，我意识到琼和我还都太轻率、太年轻，没能认识到建立一段成功的感情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结婚之后的头几年也是聚少离多。差不多婚礼刚结束，我就回到了法学院，一头扎进模拟法庭比赛中，外出旅行，为杰克助选。于是从来没有机会利用年轻夫妻新婚之后那段短暂而珍贵的时光增进相互的了解。

琼可以说是兰质蕙心、才华横溢。她和我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母亲、姐姐们就读于同一所天主教学校。我们俩都对一次成功的婚姻充满了期待。但不幸的是，事情并不如愿。我性格外向、热心政治、喜欢忙碌的生活，琼却是一个内向、爱好艺术、多愁善感的女子。如果我们在结婚前能够有更多时间在一起，认识对方，也许会发现彼此的性格其实有根本的不同。但是我们当时一刻也不想多等，我们陷在爱中无法自拔。而且，我得承认当初认识琼的时候我正渴望着以一个已婚男子、一个有家室男人的身份加入到哥哥们之中去。我太想有自己的家庭了，怎么可能不想？“家”贯穿了我整个意识。也许我当时以为，鸾凤之仪、琴瑟之和乃是那一句誓言之后便能水到渠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