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勃勃且对地位颇为在意的莫利，并不满意罗斯福的安排。他将被流放到白宫之外，担任一个牵强的职位，并且在名义上还要向一个他不认识的国务卿负责。莫利开始考虑重执教鞭。虽然他本身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很少，但他的思想观念会“因为我必须要表达的东西被人们接受，而不是因为我是政府机器的一部分”，莫利这样分析道。尽管有此考虑，莫利还是无法远离这个他曾为之努力而建立的新政府。这个国家需要他，莫利这样说服自己。

事实表明，即将下台的国会对失业问题、不景气的农产品价格或国家面临的其他许多危机根本束手无策。当国会或吵吵嚷嚷或含糊其辞时，国家的状况正一步步变得更加糟糕。如果局面依然得不到改善，很可能会爆发革命，或者经济完全崩溃。于是莫利决定，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任命。“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如果连罗斯福都失败了，”他说，“那么任何人的个人救赎之梦都不应该受到谴责。”

莫利接受了这个工作，但他并没有打算长期干下去。同时他又开始承担教学工作，他将所有的课时都安排在周四，以减少往返纽约的通勤路程。他还让哥伦比亚大学列出他1933-1934学年秋季班的课程表。在华盛顿时，莫利住在离办公室只有咫尺之遥的卡尔顿酒店，按日结付酒店费用。

莫利是协助应对银行业危机的理想人选。罗斯福上任时，还没有制定振兴银行业的方案。莫利最大的本事有两样，就是能够慧眼识英才和制定政策议案。莫利处理问题非常注重实效，这一点让罗斯福大为欣赏。当时华盛顿流传着各种各样应对银行危机的提议，包括一些激进的主张，如将银行国有化或者让邮局来承担基本的银行业务。与接管银行体系相比，罗斯福对银行体系改革更感兴趣，他可以依靠莫利制定谨慎、非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

对莫利和智囊团有所耳闻的人，倾向于赞同罗斯福的预算主管保守派的刘易斯·道格拉斯对莫利的评价为：他是“一名热情、集体主义的新政者”。但与莫利有过较为密切接触的人，例如曾听过某评论家将莫利称为以“愉快而低落的方式”讨论政策的人，则不会将他归类于政府的自由主义者之流。莫利年轻时信奉的进步主义已经逐渐转变为实用主义，并不断发展。与罗斯福的关系使他的地位得到提升，他开始花更多的时间与富贵权势者打交道，逐渐地，莫利变得右倾起来。到罗斯福就职之时，莫利已经成为政府中右倾圈子的亲密同盟者之一。仍然坚定信奉进步主义和批判大权利的塔格威尔注意到了智囊团老同僚的变化。“我觉得瑞克斯似乎迷失了自我，”塔格威尔痛惜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