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2)

历史的进退 作者:雷颐


 

而另一种观点与之针锋相对,认为这“是一个旧的带有斑痕的五角星的形象,以它来反映革命、反映革命历程的艰难和革命事业的坚强,来象征革命斗争所经历的那么多磨难,那么多创伤,裂开后又焊接,但它还是一个质地坚硬的完整的五角星”,因此“是壮烈的、悲壮的”。“五角星,大家都知道是代表了多少代人的理想的一种符号,具有象征性。这个五角星经过了多少磨难、奋斗、苦难与牺牲,怎么苦难,怎么牺牲,始终是一个完整的五角星。”“从这个角度去想,你可以想得很深刻,艺术技法上有让人琢磨的地方,在思想上给人一种深思,给人一种联想。”(詹建俊:《〈五角星〉是一个具有革命象征性的形象》,闻立鹏:《观念艺术加到绘画技法里》,《中国文化报》,2000年7月1日)

一个小小的“五角星”,批评家们得出的结论竟如此不同,比鲁迅先生所谓从《红楼梦》中道学家见淫、才子佳人看到缠绵悱恻、革命者从中发现反满革命的差别还要大得多。

近年上海一心要建造的世界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风波屡起、一度难产便与这种“阐释的自由”不无关系。此楼由日本公司投资、设计,这个顶部有圆形“露光”的设计方案公布后,遭到一片斥责,为数不少的中国建筑师联名上书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更改易令人联想到“两把军刀托起一面日本太阳旗”的造型设计,因为“这建筑到时候是要代表中国形象的,代表国家形象的东西如果让人觉得有隐晦的意味总是不好受的”。如果设计者料到如此,一开始若将这个圆形的“露光”阐释成不是“日出扶桑”的太阳,而是“东方红,太阳升”的太阳,两个细条状建筑面阐释成人们高张双臂向太阳致敬,岂不可避免这场风波?对于这些争论,有关领导曾私下就造型问题与日方交流过。由于方案已不可能大改,于是在最新的修改设计方案上,“露光”的圆洞下部出现了一座天桥,让人勿将此诠释成“太阳”。经过这样修改,此楼终于再度开工。(《似日本军刀 七年难产传言不断》,《法制晚报》,2004年11月12日)当然,人们仍可严厉责问:“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上横加一杠居心何在,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 

从后现代观点看,对同一件作品的观点截然相反、阐释出的意义完全不同,非常正常,端看谁能想方设法理论翻新,“争取民心”,取得“话语霸权”。后现代把批评者的主观能动性、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对作品可以任意阐释,没有任何边界,不受任何限制,对作品的阐释实际成为阐释者的智力展示和学术游戏,往往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瞠目结舌。确如美国康乃尔大学文学教授卡勒(Jonathan Culler)在《为“过度诠释”一辩》中所说:“正如大多数智识活动一样,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的只是一种共识;尽管这种诠释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有其价值,然而它却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艾柯等著:《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5页)但非常重要的是,这种阐释只有限定在“智识活动”的范围内才会“有趣”,即无论阐释者把作品阐释出什么“意义”,诠释如何“过度”,作品创造者的生存状况不因此受任何牵连影响、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后现代批评”的一个外在前提。

然而,在中国国情中,如果一个人口喊领袖“万岁”而被认定是“万碎”,结果简直不堪设想。如果一张领袖“标准像”被认定是在“偏听偏信”,有谁能承担如此重责?火焰的朝向被定性为用心险恶,确使人不寒而栗。如果一件艺术品最终被认定是对“无产阶级最神圣的‘政治性形象’的肆意亵渎”,对有关方方面面而言,后果将非常严重。九届全国美展的评委们(詹、闻都是评委)深知此中利害,所以一定要力辩这个五角星是“反映革命、反映革命历程的艰难和革命事业的坚强”,“象征革命斗争所经历的那么多磨难,那么多创伤”,因此“是壮烈的、悲壮的”。上海的有关领导也一定要在“露光”的圆洞中加一天桥,以免“授人以柄”……

凡此种种,不是“有趣”,而是“可怕”。若在“文革”那种极端的环境中,这种“诛心之论”很可能真正造成“作者的死亡”。所以在中国国情中,“后现代批评”衮衮诸公不应当只想到自己“极端”的“有趣”,不应当只想到展示自己的博学和深刻,而应当意识到手中如椽巨笔的分量之重,意识到自己的限度。批评,不能没有分寸;诠释,不能没有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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