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声势空前的传统文化热中，消逝已几百年的汉服也被从历史的箱箧中重新翻捡出来，为五彩缤纷的服装之苑增添了一个小小的“亮点”。“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此事本来无可厚非，甚至因此使我们的着装又多了一个“选项”、令我们的服饰更加丰富多元而值得称许。然而，某些汉服爱好者、提倡者表达出来的那种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价值观念却不能不令人深思；而有人进一步要求将汉服定为“国服”，则期期以为不可。

衣服本来的功能只是遮身蔽体、保暖防寒，但在历史中又演化出了政治、审美的功能。在传统社会，服饰的政治功能被突出、强化，成为统治者治民的重要部分。对“民生”来说，穿衣戴帽是最平常但也最重要之事，所以传统文化要从“发生学”的意义将其神圣化，衣帽鞋袜的创始者都是黄帝等圣人。《易经》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管子》说“衣服，所以表贵贱也”，《白虎通义》提出，圣人之所以要“制衣服”，除了“蔽形”以外，主要是为了“表德劝善，别尊卑也”。历代王朝都有“车服制”、“章服品第”一类对着装等级制度的严格规定，早在周代即产生了比较完整的衣冠制度，自天子至大夫、士卿，服饰各有区别定制。至魏晋时期，王公贵族虽然“服无定色”，但仍有八品以下不得着罗、纨、绮等高级丝绢织物的规定。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但从唐高祖李渊起就正式颁布衣服之令，对皇帝、皇后、群臣百官、命妇、士庶等各级各等人士的衣着、服饰、配饰诸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总之，中国古代服饰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所谓华夏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饰是尊卑贵贱等级序列的标志，不同等级享用不同的款式、质地、颜色、纹样，任何人都不得僭越。今天人们所推崇的“汉服”，实际只是传统社会中少数上等人的服饰，广大“引车卖浆者流”，决不能像孔乙己那样穿长衫，只能如阿Ｑ那样着短装。

服饰对内的政治功能是等级制，对外的政治功能则是作为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象征。《左传》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故后人将“汉服”视为文明的标志，以“衣冠文物之邦”自诩，以“衣冠上国”自居。西晋末，晋元帝渡江，中原士族相随南逃，史称“衣冠南渡”。与“衣冠”相对的是“被发左衽”，是非汉族即非“华夏”的夷狄的符号，野蛮的象征。《汉书·匈奴传》说道：“《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以圣王禽兽畜之”，“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威，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及其国”。“被发左衽”与“人面兽心”并列，对“非衣冠”的歧视何其深也。

以“夷狄”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以血腥手段强迫汉人易服来表示对其“臣服”，服装成为表示对一个王朝忠诚或反叛的问题，“穿，还是不穿”成为“生，还是死”的大问题。清王朝同时又秉承华夏“衣冠之治”的传统，制定了种种有关穿靴、戴帽、着装、佩饰的烦琐规定，维持等级森严的统治。服装政治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仍大为盛行，服装成为“革命”与“不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文革”中几乎只有工作服、蓝中山装和绿军装成为被允许的“革命服装”。改革开放是思想观点大解放，也是服装大解放，人们重有穿衣戴帽的自由。但在80年代初，喇叭裤、牛仔裤仍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而遭禁，终经开明者以敦煌飞天壁画论证喇叭裤是中国“民族服装”而不是“西方没落腐朽”的外来品，牛仔裤本是“美国劳动人民的服装”而不是“资产阶级奇装异服”而最后开禁。此后，服装的政治化倾向迅速淡出。

然而，现在一些汉服的提倡者却再度将服装政治化，提出“华夏复兴，衣冠先行”，“恢复华夏服饰，重建衣冠上国”，“是我们不断在寻找的民族归属感和文明标志的符号”，“汉服只是一个载体，悠远的华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要复兴的”，“重建民族自尊、寻回民族自豪、复兴华夏文化、重塑中华文明，就是我们参与汉服运动的初衷”。并且，主张将汉服定为“国服”，“国服是一个国家的外在象征和代表，就像我们的黑头发、黄皮肤一样，是我们民族的标志。国服的确立，也意味着民族自信和自尊的确立。”

于是，服装问题重新上升到“爱国”、“民族复兴”的道德、政治高度，在这种话语的隐喻中，不着汉服者自然居于“不爱国”、不参与“民族复兴”的道德、政治劣势。而且，主张将汉服立为“国服”者似乎忘记了中国还有其他五十多个民族，虽然人数少得多，但其权利与汉族不应当是完全平等的吗？

千百年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们才逐渐摆脱了“服饰政治化”观念，服饰成为个性表达、选择的最好形式之一。今天，重倡汉服不应是对个性的否定。宽衣博带、长裾雅步的汉服与西装、中山装、牛仔裤、中国其他民族服饰等各色服装纷然杂陈、供人平等选择，洵为社会多元、进步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