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香港的那天，去汉口的飞机就停航了，因为汉口的沦陷已迫在眉睫。与此同时，日本人正逼近广东，挤压由英国人控制的九龙。若说英国人紧张的话，我比他们更紧张。按原定计划，我应该先飞去见“我们的领袖”蒋总司令，然后去长沙建立谍报总部。这本是中国情报之父戴笠的原意。他的名字像一些部落神明一样是个禁忌，所以我们以“刀斧手”的代号称呼他。日本人的占领和轰炸，迫使我们改变了原定计划。林通过中方地下机构的无线电，与“刀斧手”取得了联系，之后便宣布，我们将在三小时后乘“法属印度支那号”轮船出发前往海防。

我本来就很不安，因为我用的是假名，随身隐藏武器，又带着三箱有关间谍活动、密码和解密的资料，非常害怕被捕。去海防又让我更加惶恐。万一真的被捕，这些罪名的刑期相加，无疑要超过我的寿命。乘船去海防等于去招惹日本军舰，自取灭亡。日本人很有可能登上我们的货船。真那样的话，我就完了：我不仅使用假名，还带着假护照。

林为这次行动准备好了所需的假文件：一本赫伯特·奥思本的护照，一份已注射霍乱和天花疫苗的医疗证明。医疗证明上的日期是十天前的日子，这是进入印度支那的必要条件。我确实打过这些防疫针，而林却从来没有注射过，也不打算注射。不过，在战争时期，这只算个小小的风险罢了。

天黑后我们溜上了货轮。旅途当中日本军舰为了炮轰中国的一个小港口，几次命令我们的货轮停驶。除此之外，我们去海防的航程可谓平静无事。但是那几次停驶都让我觉得像是过了一辈子。每次我都屏着呼吸，直至日本军舰驶离，才透一口气。

到海防后，“刀斧手”的便衣特工和我们接上了头，且一路行贿，让我们过了海关。我的假护照没有被发现，我可以放松一下了。过中国边境时，假护照是不会出问题的。

事实也证明我的预见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是在等了三天之后，才赶上去昆明的窄轨火车，因为火车每周才开两班。被迫停留期间，无所不能的“刀斧手”非常周到地给我们提供了娱乐消遣。他的特工带我们去了一个可以跳舞的低级酒吧，不断地让我们喝香槟。在那儿，我和一个黑牙齿的美丽安南舞女一起尽兴地跳舞，一直玩到凌晨2点。

“刀斧手”在海防的军统便衣特工帮了大忙，让我挽回了不少面子。在香港时，我在法国女人的事情上让林失望了。而这次，通过便衣特工，我请求海防警务处长的法国修甲师帮忙。出乎我的意料，她听了我的请求后，真的同意了。于是，林的好奇心总算得到了满足。在他的眼里，我的地位也崇高起来。毋庸置疑，我在中国是注定要成为一个伟人的。

到昆明后，又有一个便衣特工出来帮忙了。虽然去重庆的飞机票一个月前已订满了，他还是给我们在一架运输机上弄到了座位。那架飞机满载着五加仑一听的高性能汽油。飞行员是一个叫伍兹的美国人，在中国已经飞了六年了，在这一带声名远扬。在去重庆途中，他把飞机交给副驾驶操纵，和我谈了半小时。他非常小心地避免询问我的情况，对此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不想向他撒谎。在避免探听别人事情这方面，在东方的外国人与在西方时没什么区别，相互间不问私人问题。但有些事情是不言自明的，除了政治活动或犯罪活动的需要，还有什么事情能驱使我这种白人这时跑去重庆呢？伍兹出于好意，提出将我安置到泊在重庆江面的美国炮艇上，因为那里已没有别的地方适合居住了。我告诉他，这些事一概由我的翻译处理，他听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并换了个话题。

一路上，飞机都在云上飞行。中国的真面貌我是一概没有窥到。最后，我们奇迹般地穿出云层，在长江当中的一个小沙洲上降落。在小岛北面是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两河围成了一个地势崎岖的三角地带，重庆市就建在这片土地上，鳞状的淤泥、竹造的小屋、低矮阴暗的石头房子零星散布在四周。眼前的这一派灰败景象真令人沮丧，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未来的一切，将是充满邪恶。

行至市区时，我的抑郁心情还是无以驱散。一条小舢板把我们载到一个峭壁脚下。上岸后，我们坐上滑竿，沿着峭壁，上了三百级台阶。台阶尽头处，是一条泥泞的街道，一辆汽车等着我们。车子顺着一条狭窄弯曲、布满黄包车的公路，穿过城市的西门，来到一幢四层的小公寓楼前。公寓坐落在重庆市的北界，可以俯瞰嘉陵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