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我花了一整天研究一些缴获的文件。这些文件是由“刀斧手”的心腹，也就是我的直接上司从下江带来的。由于喊他们的名字是个禁忌，林给他们起了代号：“刀斧手”是“一号”，我的上司是“二号”。

“二号”是个从来没闻过弹药味的将军。他身着卡其布军服、竖领上装、长裤，肩上挂皮肩章，腰系皮带，皮带的左边挂着一把套着皮鞘的短剑。他大概有三十五岁，长着一对长耳朵和一张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满月脸。虽然我也长了张圆脸，却感觉他不见得比我聪明到哪里去。

林郑重其事地把我介绍给他。一番礼貌的问候之后，我通过林做翻译告诉他，我需要哪些无线电设备，用以截收日本人的电报，需要什么样的方向探测器，用以追踪敌人的电台。除此之外我还需要相关的书、地图和字典来武装研究部门。我还告诉他，我必须要有每日战况汇报，这样我们才可以熟悉与战斗有关的山脉、河流、城镇的名字，知道中日两军的部队番号、名称及指挥官的名字。我还告诉他，他应该在总部指派一个专人不断更新战事地图。

他对我所说的话做了记录，然后长长地恭维了我一番，起身准备离去。

“将军命令我给您提供所有的便利。”他临行时说。

我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得到查获的文件。”

“我几乎忘了，”他道，“我从汉口带了一些来。”

他的随从把文件拿给我，我急切地当场查看起来。我发现材料都很有价值，如果能有俘虏提供翻译的话，这些文件将更有价值。但俘虏并不总能招供，日本俘虏更是不会轻易招了。对此，我是有备而来。我来的时候带了东莨菪碱和阿美托钠两种无害的药品。这些药在美国西北大学的犯罪侦查局成功地使用过。在美国，如非罪犯自愿而在他们身上用药是违法的。但在中国，可以肯定，“刀斧手”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药的。

我对林说：“你必须立刻派人去，把因这些文件而被捕的人带到重庆来。”林翻译时，“二号”傻愣愣地看着我。林在翻译他的回答时，撇着唇，不屑地说：“将军说那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俘虏都被枪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