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7点，我们去了“刀斧手”的住所，在那幢公寓楼的会客室碰头。那幢楼就是我来重庆的头天晚上住过的，会客室冷冰冰地没有丝毫热气。我很高兴没有其他客人作陪，因为同时和数名中国人通过翻译说话真的很费劲。晚饭前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刀斧手”表示很欣赏我的取暖炉，并叫林给他也做一个。我画了一个更大尺寸的取暖炉，相信那个工匠可以做得来。这让“刀斧手”高兴得不得了。

在又湿又冷的房间里，我因为无酒可饮，就慢慢地萎靡不振起来。晚饭开始后，将军为了给他的怠慢赔罪，开了瓶五星轩尼诗白兰地。他斟满了三小碗，端起他的小酒碗，说了声“干杯”，一饮而尽，并把空碗举起示意。

林和我同样把酒干了。这顿二十道菜的宴席，如果自始至终都这么把白兰地干杯下去的话，那可太了不起了！吃中国的正式宴席时，我觉得光喝黄酒，就很难保持不醉了。

吃到后来，我也搞不清敬了几次酒、上了多少道奇怪的菜了。这时，“刀斧手”用怀疑的眼神望着我问：“你是怎么知道汪精卫准备逃走的？”

对这个问题，我并不太意外，因为“二号”在过去两礼拜一直在问同样的问题。因为想不出可信的回答，我一直都没理睬他。但是很显然，我不能对“一号”也那样装糊涂。

这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我之所以知道汪精卫要逃跑，是有一次去探望淑贞时偶然得知的。那是我第四次摆脱林和保镖的视线去看她。当时她正在公寓里整理行李。

“你要离开我们吗？”我说。

“是的，我准备离开。”她看上去很不安。

“就没准备跟我打个招呼吗？”

“这事很突然。我不知道上哪儿可以找得到你。但是我给乔治留了口信。”

“你一定还会回来的吧。”我这么说，是为了让自己安心。

“不，”她回答说，“不再回来了。”

我马上想到，作为和平派的领导人和蒋总司令的死对头，汪精卫一定是要叛逃到日本人那边了。日本已经在“满洲国”和北平建立了伪政府，现在正在找一个有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在南京主持一个傀儡政府。一切都很顺理成章。汪是给日本人的花言巧语吸引了。他背后一定是有很强的势力支持，他才敢采取这么一个鲁莽和危险的行动。如果允许他逃到日本人那边，中国就会被他毁了。

淑贞走过来坐在我身边，双手神经质地拍打着她沉甸甸的钱包。一沓美元现钞从她的钱包里掉到地上。

“你带着这些是过不了海关的。”想到那些被剥光搜查的人，我警告她。中国是不允许外汇外流的。

“那是我最不担心的事了，”她不耐烦地说，“他们不敢碰我的。”

她递给我一张她手写的卡片。“这是我的中文名字。你看得懂上面的地址吧？”

“当然。”

“你不会喜欢这里的，”她自信地说，“你很快就会回美国的。如果你经过河内，就让信差给我递个便条吧。”

她站起来道：“你该离开了。他们随时会来接我走的。”她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道别。“要小心，”她突然严肃地说。“还有，”她停顿了一下道，“不要相信乔治。”

我想，汪已经告诉了她我是什么人了。在蒋总司令周围有不少汪的追随者。

离开她后，我当即赶回家，命令林派车去接“二号”过来。“这非常紧急。”我告诉他。

但是，当我告诉“二号”说，汪精卫将在午夜乘飞机潜逃到河内时，那个肥胖的傻瓜只是愚蠢地看着我。

“将军说，”林翻译道，“那是不可能的。他说汪没有理由要离开。”

对此我无言以对。

林又翻译道：“将军问是什么让您觉得汪要离开中国？”

“告诉那头‘笨驴’，”我厌恶地说，“我没说汪要离开。我是说汪要叛逃。你可以告诉将军，是一只小鸟告诉我的。”

说完后我就去睡觉了。“二号”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随后，汪果然飞到了河内。但要将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向“刀斧手”解释清楚，却并不容易。蒋总司令已经把叛逃的汪精卫开除出国民党，两百多名汪的追随者也给抓了起来。至于有多少给砍了头，我就没听说了。现在全世界都已知道，汪精卫是日本人在南京的傀儡了。

当“刀斧手”问我这个问题时，我没有立刻回答。他接着说了一通，林翻译道：“将军说您四次把保镖给甩掉了。”

“没错，”我承认道，“我不喜欢保镖。”

“或许你在美国大使馆碰到某些官员，他们告诉你的？”“刀斧手”怀疑地问。

“不是。”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的声音不再礼貌了，我知道是时候要编造个可信的故事了。

“将军，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我说，“当时，我一个人在一个餐馆里吃饭。包房之间的墙很薄，我无意之中听到隔壁一段用德文交流的对话。”

“你知道是谁在说话吗？”

“不知道，我没看见他们。这儿有许多德国人。你们是有德国顾问的，他们是日本人的同情者，我一直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要德国人当顾问。汪精卫本人不也会说德语吗？”

很明显，“刀斧手”对我的解释并不满意。但事实是我已经提出过警告，汪精卫的逃跑完全不是我的错。他的声音恢复了原来的热情。

“将军说‘二号’不相信您的消息，是很愚蠢的。他说他对您的安全负有责任，让您独处是很危险的。”

“告诉他我喜欢自由，但是我保证将来会更小心的。”

我们又干了两碗不掺任何东西的白兰地。我的头晕了，将军则像所有几杯酒下肚后的中国人一样，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

“请将军讲讲川岛芳子在天津被暗杀的事吧。在美国她被看成是很浪漫的人。传说她是‘满洲’王子和他日本姨太太的女儿。她为了日本人背叛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去勾引溥仪充当‘满洲国’傀儡皇帝。她是怎么被杀的？”

“将军说她是昨天死的。但是他昨天在重庆，所以知道的并不多。”

将军淡淡一笑，我也还以微笑。

“告诉将军，我认为应该在汪精卫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破坏前，把他干掉。”

“将军说，在他认识的外国人中，您是第一个认为国家的敌人是应该枪毙的。”

“为什么不？”我回答。“我认为，在战争中，一颗刺客的子弹和一个士兵的子弹没有什么区别，只会同样地爱国。不过，西方的传统主张并不是这样的。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是，敌我双方的小兵在相互厮杀时，双方的领导人不应被伤害。拿破仑让欧洲遍地流血好多年，自己却毫发未损。其实，如果给他一颗刺客的子弹的话，无数生命就可获救，许多苦难也可以避免。美国内战时，由于南方联盟军的罗伯特·李将军具有极高的军事指挥天分，使战争拖了漫长的四年。刺杀固然不好，但战争同样不好。”

因为我的言论入“刀斧手”的耳，我们又干了一次杯。林很久前就停喝了。将军只一眨眼，就把白兰地咕噜咕噜地喝了下去。而我一定是已经喝过头了，因为开口说话时，听自己声音都觉得遥远。我说：“问一下将军，他的手下是否使用消声器。”

“消声器，那是什么？”林问。

“是这样一种东西，”我用指头描画着说，“我来自印第安纳州南部的偷猎者家庭。我们知道怎样做一个装置，把它装在来复枪的枪身上。这样，当我们偷偷进入插有‘禁止打猎’牌子的树林里捕杀松鼠时，枪就不会发出声音。在美国，一些匪徒们还会把消声器装在左轮手枪上。告诉将军，如果他的人要把汪精卫干掉的话，他们应该使用消声器。”

这个话题让林有点费解。他费了一些功夫，才向将军解释清楚。最后他说：“将军问您可否做一个。”

“告诉他没问题。用曾将军从香港带来的工具和材料，我可以做个一流东西出来。”

“将军问需要多长时间。”

“问他需要多快。”

“将军说，”林翻译道，“他离开的时间定在……”他打住了，然后接着说，“他想知道您可否两天内做好。”

“可以，”我说，“如果他有合适的枪。”我把我的枪拔出放到桌上。“这是我要的尺寸。我的枪是自动的。消声器在自动手枪上效果不是很好。我要一把扣扳机时弹仓会旋转的左轮手枪。”

在林解释时，“刀斧手”检查着我的枪。

“将军问消声器有多大的声音。”

我退出子弹匣和枪膛里的子弹，然后扳动扳机示范道：“不会比这更大声。”

“刀斧手”第一次开怀地笑了。已经了解中国的习俗，我再干了一杯后站了起来。将军送我到车旁，我们握手道别，车离开时将军鞠了个躬。

经历了刚才可怕的过程，寒冷的空气让林恢复过来。他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中国有句老话说，做事情不要搞得自己骑虎难下啊。”

“‘刀斧手’和我，”我回答说，“是这样的关系——”我伸出两个手指扣在一起。

林在紧张的时候，就忘了对我这个杰出的外国专家应该毕恭毕敬。他说了句粗话。

“随便你怎么说吧。”我回答道。

的确，当我渐渐清醒，也觉得不应过于依仗这段新交情了，不能把它太当回事。我在“刀斧手”心里的地位，完全取决于我对于他的利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