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月28日，《周作人日记》云：“女师旧生田、罗二女生来讲，为女师大事也。”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她们（指来访的两位学生）说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了下来，到了4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4

而早在三个星期前的2月7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九期的《时事短评》栏目上，他以《北京的学潮》一文，嘲讽女师大学生：“不过我们觉得那宣言中所举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于用‘欲饱私囊’的字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高学府’的学生不取。”3月21日，陈西滢又发表《女师大的风潮》，以“一个女读者”的来信说：“那些宣言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大都不能成立。”文中还提道：“女师大中攻击杨氏的学生，不过是极少数的学生；而这回风潮的产生和发表，校内外尚有人在那里主使。”

5月9日，杨荫榆以校长和校评议会名义贴出布告，开除许广平等六名学生会干部，全校哗然。5月11日，女师大全体学生加开紧急大会，决议彻底驱逐杨荫榆，将校长办公室、寝室和秘书办公室全部贴上封条，同时学生自治会发出《恳请本校主持公道之诸先生出面维持校务书》。而原本还保持沉默的鲁迅在5月10日发表了《突然想到》一文，将章士钊、杨荫榆之流称作“凶兽样的羊”和“羊样的凶兽”，他告诫学生：“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5月27日，鲁迅及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李泰棻共七人，发表七教授《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由鲁迅起草。

5月30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上，发表《粉刷茅厕》一文，他说：“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茅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陈西滢打着“公理”“公正”“公平”的幌子猛攻，最后更指向鲁迅的《宣言》，他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可是我们说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太平允……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周作人见后，他的反应甚至比鲁迅还要快，他马上在6月1日的《京报副刊》发表《京兆人》予以回击，他说：“总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他认为“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心里“卑劣”，“实在可怜极了”，只会更引起“向来不愿多嘴的人”的“反感”，“反而说起话来”。他并明言：“我对杨先生对付女师大风潮的办法向来就不满意。”他为了表示要坚决批评下去，甚至宣布“舍籍贯而取说话”，“改籍为京兆人”。周作人因陈西滢此文，明显地被激怒了，他在文中讽刺陈西滢等“江苏人”“无锡人”，受了杨荫榆在“饭站”请“吃饭”的“外交手段”，造作流言。这和陈西滢同样都是“无的放矢”的流言，正应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些口不择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