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13日，徐志摩在他自己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在文章中徐志摩恭维陈西滢的文章“是分明私淑法朗士（按：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Anatole France，1844—1924）的，也不止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士派的‘兄弟’们”。又说：“他学的是法朗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周作人看后，深不以为然，他写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在1月20日刊登在《晨报副刊》，其中有“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总是学者绅士罢了……像陈先生那样真是忠贞于女性的人，不知道对于这些东西将取什么态度：讥讽呢，容忍呢？哈，哈哈……”

而另一方面，林语堂在《语丝》第六十三期发表《写在刘博士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刘半农也在同期发表《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及第六十四期发表《奉答陈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某前辈》等讥刺陈西滢的文章。这自然引起了陈西滢的激烈反击，于是他在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九封信，分别是：（一）西滢致岂明（即周作人教授），（二）岂明致西滢，（三）岂明致西滢，（四）西滢致凤举，（五）凤举致西滢，（六）西滢致岂明，（七）凤举致西滢，（八）西滢致凤举，（九）西滢致志摩。并附录三封，计：（甲）西滢致半农（即刘复博士），（乙）半农致西滢，（丙）西滢致半农。其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的张凤举，也被牵涉到“叫局事件”中，原因是他曾告诉周作人自己听陈西滢等人说过“现在的女学生可以叫局”的话。然因他和争议的双方，都是朋友，后来周作人要他出面作证，为他所拒绝。也因如此，周作人在这场争辩中，是处于被动的。尽管周作人一再退让，但陈西滢仍是步步进逼，他公布私人通信，其用意在陷周氏兄弟于“捏造事实，散布流言”的不利境地。另外他给徐志摩的信，也澄清自己与杨荫榆并非亲友，也从未受过杨荫榆的招待。

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我根据张凤举的报告，揭发陈源曾经扬言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后来陈源追问来源，欲待发表，而凤举竭力央求，为息事宁人计，只好说是得之传闻，等于认输；当时川岛很是不平，因为他也在场听到张凤举的话，有一回在会贤堂聚会的时候，想当面揭穿，也是我阻止了。”但在他1926年3月1日发表在《语丝》的《致川岛》文中说：“我宁愿人家疑我是造陈源先生的流言，不愿再吵闹下去。这是我所以做伪君子的缘故。”他在信中引了一段书说：“不耻敌多，但须选为敌之人，如有卑鄙之敌，即此已是败北，已是耻辱了。”当时或是他为了自顾“体统”，而已不愿与他所鄙视的陈西滢对骂了。

1926年3月22日，《语丝》第七十一期增设了“不收外稿”的《我们的闲话》，在第一篇中，周作人即穷诘《现代评论》曾否收受章士钊的一千元大洋。嗣后周作人的态度越趋强硬，他在“津贴”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了。4月12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恕陈源》一文，坐实了《现代评论》拿了一千元，他说：“夫一千元者，非由段祺瑞、章士钊经手而赐给《现代评论》者乎？此即段、章发给《现代评论》之命令，陈源所鞠躬尽瘁地奉行著者也。我们看一千元即可以知陈源说话之原因，看陈源如此说话，即可以知一千元之效力了。”而在4月19日《语丝》第七十五期，周作人在《论并非睚眦之仇》一文中说：“他们要收章士钊的一千元，也不干我事，只要他们不丢丑，不要当作贿赂拿，但是，看啊，这样一副情形，由不好惹的陈源先生起来千方百计、明枪暗箭地替章士钊出力，闲话俱在，不是别人能够‘伪造’的。”此后如《我们的闲话·六》《我们的闲话·九》等文章，都是紧抓着一千元津贴的事，来讽刺陈西滢与《现代评论》的。

此外攻击陈西滢或《现代评论》的文章，还有《我们的闲话·十三·梁任公的腰子》《同济大学的誓约书·按语》《陈源教授的报复·按语》《我们的闲话·十六·怀孤桐先生》《关于一千元》，等等。不仅如此，周作人还发表《论别号之危害》（见《我们的闲话·二十》），以“门内木”的笔名“大闲”，来调侃陈西滢“门内月”的“老牌闲话”。除此之外，周作人在《世界日报副刊》发表的《胡适之的朋友的报》《条陈四项》《诉苦》《霉菌与疯子》等文章，在在都在讽刺《现代评论》与段祺瑞及章士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