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的社会，法律制度极不完善，历来就有“春秋决狱”的说法，也就是儒家的经典也具有法律的效力，常被引来决断刑狱。晚清樊增祥的《樊山批判》曾记下一个案子，内容是有个不安分的寡妇，想敲诈一个男子，状告后者，说自己正在院中洗脚，该男前来调戏，并将其绣花鞋抢走，如此云云。樊增祥听毕，随即就判定不予受理。其判词曰：“院中非洗脚之地，绣鞋非寡妇所穿。”从根本上说，礼是一种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按照一般的习惯，从前缠足的妇人不会在院中洗脚，而穿绣花鞋的寡妇亦不多见。不过，法律上并未明文禁止缠足之女在院中洗脚，亦未曾规定寡妇不宜穿绣花鞋。但樊增祥判案的根据是礼——社会的道德规范。在这里，他并不与原告引证法律，而只是引证经典。

 在这种背景下，同样一个案子，因儒术名法的不同，而有了两套不同的问罪标准。譬如，清代有一桩官司久未结案，案情实际上再简单不过了：一个弟弟打死他的哥哥。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一桩案子，师爷们却争得不可开交。虽然案子经反复审讯，罪犯也供认不讳，确实没有丝毫的冤枉。但被告家中是四代单传，到他父亲这一辈才生了两个儿子，现在一个死于非命，一个又要被判死刑，如果这样的结果发生，那么，这一家自然是断子绝孙了。就儒家的观点而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断子绝孙自然是值得怜悯的一件事。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兄弟是五伦之一，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五伦（也叫五常），三纲五常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伦理规范。因此，杀死兄长就是灭伦，杀人者抵命，灭伦者必诛，为死者申冤，也是维护社会正义之所在。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主张赦免被告的人振振有词地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出于“仁”。他会代死者立言——从死者方面来看，如果处决了弟弟，虽然自己的冤情得到了伸张，但却因此断绝了祖、父的香火，如果死者九泉之下有知，也一定不愿看到这样的结局。这些人甚至还进一步推断：愿意看到这种结局的人一定是个毫无心肝的不孝之子。言下之意是说，根本不必为这样的不孝之子复仇申冤。而主张处决罪犯的那一方又会说：断案靠的是情、理、法，也就是人情、道理和法律。“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倘若仅仅因为只有兄弟两人，弟弟杀死哥哥，害怕这一家断子绝孙，就不把弟弟拿来法办，那么，杀害兄弟、抢夺财产的事情就会多起来，这样的话，还能用什么样的法律来纠正人伦风纪呢？

在清代的许多例案中，充满了类似的两难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案情的如何论定，往往取决于绍兴师爷对情、理、法的拿捏，也取决于“师爷笔法”的优劣。

 “师爷笔法”也叫“师爷气”，从根本上讲，也就源于读书人的一种基本功或笔墨游戏。对于师爷笔法，周作人曾经解释过：

小时候在书房里学做文章，最初大抵是史论，材料是《左传》与《纲鉴易知录》，所以题目总是“管仲论”、“汉高祖论”之类。这些都是二千年以前的人物，我们读了几页史书，怎么了解得清楚，自然只好胡说一起，反正做古文是不讲事理只凭技巧的，最有效的是来他一个反做法。有一回论汉高祖，我写道，“史称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天资刻薄人也”，底下很容易的引用两个例子，随即断定，先生看了大悦，给了许多圈圈。

周作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己从小在私塾里做文章，最初做的都是议论文，用史书里的材料评价历史人物，其实很多人没读过多少书，对于历史人物的事迹不甚了了，但做文章不需要讲什么道理，而只是凭借一种技巧。最讨巧的做法就是会做翻案文章，也就是你这么说，我偏要那么说。这就像我们看电视辩论赛，一个模棱两可的命题，正方与反方都可认定死理，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要看哪一方巧舌如簧，妙语连珠，哪一方就能得到评委们的“许多圈圈”。周作人认为，天下的文风原是一致的，并且指出，上述的“反做法”，就是“师爷笔法”的一例。读书人从开始受教育起，就一直接受这种“反做法”的训练。所以一旦有机会入幕做师爷，玩起“师爷笔法”这样的把戏来，也就驾轻车就熟路，得心应手。

比如说“奸案格杀勿论”吧，按照法律，这一条款仅适用于在“（通）奸（场）所登时捉获”，否则就不能引用此条为例。也就是说，碰到通奸的人可以将他们杀死，但这要有个前提，是要在通奸的场所当场将他们抓住，俗话说得好，“捉奸要拿双”，指的也就是同样的意思。比如说武松在紫石街哥哥家杀了嫂子潘金莲，又到狮子桥酒楼斗杀了西门庆，后来，他拎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主动到县衙投案自首。但西门庆的两个小舅子却不依不饶，仗势撺掇阳谷县令，力主重判武松，他们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父台，请容禀，即使有奸啦，奸有几等呀，奸乃总称，有强奸，有卖奸，有和奸，等等不一。武植（引者按：即武大）平素穷苦呀，他也作兴得我姐丈的银钱呀，他甘心自愿呀，让妻子失身与我姐丈，亦未可知。此为卖奸啦，此为和奸啦。既有奸，武松为何不杀于奸所？现在尸分两地，撒手就不算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