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意思是说：西门庆虽然与潘金莲是有奸情的，但奸情有好几种，有强奸，有卖奸（相当于卖淫），有和奸（相当于通奸），武大可能是因为穷极无聊，看中西门庆有钱，故意让妻子潘金莲失身于西门庆，这是卖淫行为，这是通奸。但既然有奸情，武松为什么不在他们发生奸情时当场格杀，现在尸体分在两处，所以就不符合“奸所登时捉获、奸案格杀勿论”的法律条文。阳谷县令也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所以最后判武松判脊杖四十，脸上刺了两行金印，发配孟州牢城……其实，武松真是生不逢时。当时还没有绍兴师爷，如果再过上几百年，碰上一个善辩的绍兴师爷，他或许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和牢狱之灾。

 例如，光绪年间，广东有一个女人随人私奔，本夫（也就是她的丈夫）在其逃走之后两年，才在数百里之外找到奸夫、淫妇，并将他们一并杀死，长长地出了一口窝囊气。因为是杀了人，所以就闹到了衙门。有人援引“奸案格杀勿论”之例，要求无罪释放。但中央刑部的官员却认为，这不是当场格杀，所以不允许以此结案。因此，案子也就一时搁了下来。怎么办呢？当时，总督门下一位师爷大笔一挥，改定判词曰：

窃负而逃，到处皆为奸所；久觅不获，乍见即为登时。

这位师爷说得好，他的判词意思是说，奸夫淫妇两个人是私奔，所以他们逃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发生奸情的场所，这是上半句话的意思；下半句话说，她的丈夫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所以，找到他们的那一瞬间，也就是刑律上规定的“登时”。于是，这个案子也就迎刃而解了。

又有一个案子，有位在墙外小便的男人，在他小便时，忽然看到楼头有一个女子无意间正朝此处张望，男人轻薄之心顿起，就用手指了一下自己的私处。古代的女子脸皮很薄，认为对方那是调戏行为，自己受了侮辱，故而羞愤难当，就上吊自杀了。她的家人自然很愤怒，就将该男子扭送到官府。当时，官府也觉得其人相当可恶，想要治他的罪，但一时间谁也找不出罪名来。

这个男子的行为应当是属于调戏妇女，并导致妇女死亡，也就是所谓的“调奸致死”。但根据清代的法律，“调奸致死”有几个要素，要有“手足勾引”和“言语调戏”等情节，也就是要动手动脚和说些脏话。不过，上述这位男子举止虽然轻薄可恶，但他既没有言语调戏，也没有手足勾引。所以要想重判他，也还真拿不出什么法律依据来。不过，有位师爷却下了这样的判语：

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

这两句话是说：他的调戏方式虽然（或即使）没有言语，但他的勾引行为之严重性已超过了动手动脚。此处的“虽无”和“甚于”四字，用得真是巧妙！巧妙之处就在于虚词的连缀和判词的起承转合。在古汉语中，虚词的意义通常比较抽象，也最为奥妙。以“虽”字为例，它的用法有两种，所讲的事，既可以是事实（作“虽然”解），也可以是假设（作“即使”解），随你怎么理解。正因为存在这种朦胧感，论者便可借此闪烁其词。于是，就在虚词的点缀下，就在判词的起承转合间，一份罪名也就顺理成章地罗织而成了。因为从字面上看，“言语调戏”与“手足勾引”一应俱全，依照惯例，也就可以“杀无赦”了。

上述的两个例子都说明，在许多情况下，判案的轻重并无一定的客观标准，全看师爷持心的公允与否和技巧（或伎俩）的高低优劣。对此，周作人曾经说过：绍兴的老师爷传授的办事经验，说打官司时，如果要叫原告胜诉，就说他如果不真是吃了亏，也不会来打官司的，要叫被告胜诉，便说是原告先来告状的，可见这个人健讼，好打官司；又比如说长、幼两个人对簿公堂打官司，如果责备年长的说，你为什么欺负弱者，那么自然年轻的就胜诉；如果是责备年幼的说你不尊敬长辈，那自然是长者胜诉；其他的也照此办理。这就是所谓的“师爷笔法”。周作人认为：“师爷笔法的成分从文人方面来的是法家秋霜烈日的判断，腐化成为舞文弄墨的把戏。”

除了文字上的游戏外，在绍兴师爷的断案中，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事情还相当之多。有时，师爷串通衙役，想把监狱中的某人弄死，他们会先叫某人的家属写一份“有病保外”的具结，让家人大喜过望，以为某人可以保外就医，很快就会放出来了。殊不知实际上，师爷与衙役拿到具结后，就悄悄地弄死该人，然后通知家人，说是“暴病身亡”。此时的家人虽然明知上了当，却有苦说不出。为什么呢？因为事先自己出过具结，如果某人无病，家属出此具结，不就是在欺骗官府吗？如果确实有病，那暴病身亡，也就顺理成章，家属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想来想去，他们也就只好咽下这颗苦果。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往往有冤无处诉，有理无处说。民众的这种困境，我们从许多谚语中，都可以找到证据，如：

衙门深似海，弊病大如天。

公堂一点朱，下民一点血。

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会做鲊鱼也要盐，会打官司也要钱。

饿死不要做贼，气死不要告状。

穷人打官司，屁股上前。

纸官司，钱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