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喜欢帐篷，长安、洛阳等大城市内经常能看到帐篷，尤其是大户官宦人家经常会在院子里发现大帐篷，如果那时有卫星地图，那就会像是今天用谷歌地球看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样，会发现很多很多小圈点，那就是帐篷。唐人不仅喜欢在帐篷里举行酒宴，而且当时也流行在帐篷里举行婚礼，《唐会要》这本书对此有很多记录。其实，不仅是帐篷，当时游牧民族的很多习俗都在唐朝流行，比如唐征服突厥后，突厥文化也曾流行一时，唐太宗的儿子李承乾就非常喜欢突厥文化，《旧唐书》中的《太子诸子》就对李承乾的爱好描述了一番：太子"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

唐风其实很剽悍，体现在国家政策中就是有一股对外狂野的表现。唐明皇废除府兵制，改用募兵制，经常对周围游牧部落发起攻击，这倒是一改往日游牧民族经常侵袭内地的传统。

李世民在边疆地带实行了民族和平政策，允许北方各族内附，这虽不能说从根本上解决了北方纷争，但基本上消除了北方的战乱，所以，和汉高祖之后一样，也迎来了一个70年和平繁荣期。其实，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就是东方的天生矛盾，因为这是地理经济所致，是两种文明之间的自然冲突，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就是一对天然的矛盾，是人类文明的自然矛盾存在，谁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汉武帝倾全国之力无法彻底消除匈奴，只能继续用和亲的办法维持和平；唐太宗改用以胡制胡的办法，允许大批胡人内迁，这显然要比汉朝的和亲政策高明，但后人也因此指责李世民导致河朔胡化。如果从汉族的角度来看，的确河朔胡化是李世民的功劳，但从大历史东亚民族融和的角度来看，这是在促进民族融和。从当时现实主义政治的角度来看，不用以胡制胡、引胡内迁的办法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打？汉武帝已经证明了，打是解决不了的。那就只能和？用什么办法和？还是继续送女人？那也只能是维持大体和平，或者说表面和平，其实汉朝的和亲政策只是掩盖了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匈奴劫掠边境，历史资料早就有过统计，大约每隔10年，北方的游牧民族就会有一次大规模的侵掠，这和北方人口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源一致，北方的游牧方式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口，只能采取劫掠的办法，因此，小规模的劫掠几乎年年都有，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资源需求加剧到一定程度，北方游牧民族必然要进行大规模劫掠来解决问题。这和西方需要经常用战争解决市场和原料问题是一回事。李世民本身就是胡人，因此，他十分清楚怎么才能更好地解决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矛盾，那就是允许游牧民族和平地获利，因此，李世民在位时期的北方问题处理得是很不错的，当然，最好的是元朝，清朝还有葛尔丹的问题。

但有句话叫"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这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恩科会试时候的试题，全名为"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这场恩科会试的状元刘春霖在答卷中就此论题第一句写道："天下之患无常处也，惟善谋国者，规天下大势之所趋，揆时度务，有以制其偏倚之端，则不至于变起而不可救。"正所谓水无常形，谁也无法预料到哪一国会在哪一天因为哪一件事而走向灭亡，但总能看到大势的变化趋向，就像预测地震，现在已经能知道哪里是地震多发区，但究竟哪一天会具体在什么地方发生地震就无法预测了。不过统治者可以通过多建坚固的房子和多采取预防措施来减小地震损失，这样也就不至于因此亡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