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国从努尔哈赤算起的12个皇帝都称得上是贤帝，他们都足够勤勉，但这12个皇帝加在一起也不如一个牛顿所起的作用大。牛顿生于1642年，也就是清入关前两年，他和康熙是同时代人，在清帝国进入中国式的盛世之时，英国也进入到了科学和社会的新时代，不过那时英国还不能称为盛世，因为在清军入关后不久查理一世的脑袋刚刚被砍下来，在清军统一中国南方的时候，英国也正在打内战。克伦威尔和皇太极是同时代人，他们都算得上是一代枭雄，在清军和吴三桂向南挺进的时候，克伦威尔也率领议会军在纳西比战役和马斯顿荒原战役中击败了王党军，对比是如此鲜明，东西方的土地上同时在进行两场战争，西方的那场战争是代表新时代力量的资产阶级军队战胜了保守的王党，东方的那场战争是新王朝取代了旧王朝，中国仍旧在自己的轨道上循环，而英国已经跃迁到了新轨道上。《权利法案》限制了英国皇帝的权利，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康熙1673年平定了三藩，1684年收复了台湾，1688-1697年平定了准格尔叛乱，他再次加强了中国的大一统集权，英国之后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盛世，中国进入到了康乾盛世，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为康熙歌功颂德道："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褆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牛顿则为英国奠定了称霸世界的科学基础，这两个盛世可是处于两个文明层上。

即使不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政策、经济等各种东西，仅从社会的变化也能看出中国社会始终是在一个循环中往复：崛起--励精图治--达到盛世--贪污横行--衰落--四分五裂--又一个王朝崛起，如此从信史时代一直延续到清帝国，这已经成了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在历朝历代走向衰败过程中，贪赃枉法是其中最有效的润滑剂，历朝历代也都曾大批杀贪官，但结果也总是越杀越贪，因为整肃官纪的实际作用是下级官吏和涉嫌贪污的官吏需要用更大的贿赂保住自己的职位和性命，而对上级官吏和监察机关来说，所谓的整肃法纪实际上也就给了他们更多的贪污受贿的机会和名目，因此，依靠一群官吏去制止另一群官吏的贪污，那就是用左手去管制右手，根本不可能的事，反而是两手都更加放纵，"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

没有比较，单论某一件事往往会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而且看起来似乎每一个人说得又都有道理，但如果有了比较，那么一切就都变得简单清晰了。1840年鸦片战争时的清帝国和1853年时的日本是一样的，两国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国内状态也差不多，当英国人以30艘舰船和1万人的远征军入侵清帝国的时候，强大的清帝国竟然没有打赢过一场战斗；而仅率4艘战舰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一出现在日本海岸上，日本也立马屈服了，但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和清帝国却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列强之一，而同治中兴后的清帝国仍然是一个挨揍的对象。因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改革，而同治中兴，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这套组合拳，统统不过是花拳绣腿，玩的都是表面工夫--看似引进了不少西方技术、设备，建了不少工厂，买了不少军舰，但唯独忘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近代化思想。相反，日本改革前首先派出了一个精干的使团，目的就是研究西方各国的思想体制，而清帝国倒也派出了不少，但这些大清使团不过又是一次公款旅游，他们带回来的考察成果和日本使馆的成果简直连对比一下都是对日本使团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