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而言，当时的中国存在两个互不承认的政权，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很脆弱，都需要帮助，因为都缺钱。作为"大总统"的孙中山发现这个所谓的政权根本没有钱可以支配，政府里的大员们根本发不出薪水。

有聪明的日本财阀向日本政府游说，正是由于临时政府处于财政困难中，是做一笔大买卖绝佳机会--日本才应该伸出援助之手，从而控制这个新政权。

事实上，武昌起义胜利不久，黄兴就已经派代表赴日本求援。经过谈判，日本内阁于答应，以沪杭铁路为担保，以日本大仓洋行对江苏铁路公司借款300万日元。

就在孙中山刚刚抵达上海的时候，就曾向三井公司上海支店提出了武器和日元援助。双方一度达成了以控制汉冶萍公司为代价的援助协议。

新政府的手段比起老官僚袁世凯的办法来，还是幼稚的。

随着袁世凯左右逢源，摘得"革命果实"，以迫使溥仪退位为条件，孙中山将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孙中山跟三井公司所谈的那份名为《关于日中合办汉冶萍公司契约书》，因为他辞职而作废。

日本在孙中山这边花费的工夫似乎是落空了，投资嘛，本来就是有风险的。

既然清政府已经成为过去，重新崛起的袁世凯就成为日本争取的重点对象。首先的一条就是拖延对北京政府的承认，以要挟袁世凯承认原有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其次是趁北京政府财政困难，以借款为诱饵，要求袁世凯答应其在"满蒙"的"特殊权益"。

清末民初的中国，历经列强多年的侵略和战争索赔，整个国家财政已经无以为继。无论是清政府的烂摊子还是革命派的临时政府以及手握重兵的袁世凯，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缺钱。这个时候的中国，经济命脉已经攥在列强手中。也正因为列强要延续在华的既得利益，才愿意向袁世凯提供"善后借款"。这其中，最为积极的又是日本。

1912年3月18日，日本提出参加"善后借款"，条件是"本借款的一切事项不得对日本在南满享有的特殊权益有任何抵触"。至此，对于北京政府的援助成为日、英、法、德、美、俄共同利益。

六国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借款用途需要经过六国的认可；款以盐税为担保，六国银行团设立独立的特别关税进行监督和改革。一开始，袁世凯没有接受这些侵犯中国主权的条件，但是到了年底，由于财政的严重困难--其中主要是处于镇压二次革命的需要，袁世凯接受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

事实上，此时的日本资金并不充裕，所以就顺水推舟将其借款份额转让给了其他列强，而通过此举换得了列强对日本在满蒙权益的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