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军事制度的建立和征兵制的实施，使军部在政府的地位逐渐占据了优势。这样的权力结构之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应运而生。

知识界"扩张理论"，如果不上升为政策，也就仅仅是一种"学术"。但是，这种学术思想在明治维新过程中逐渐成为明治政府决策的主要依据。

这主要是因为明治天皇对于这些扩张思想的高度认可--天皇本人就是一个主张"布威四方"的军国主义者。

1868年，刚刚打倒幕府夺回权利力天皇，也就是当年改元明治的睦仁天皇发表了日本近代历史的"谶言"--《御笔信》。

明治天皇在其刚刚立足之际就在这篇文字里宣称，将"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结合后来日本发动的一系列战争，这篇文字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胎动，又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宣言。

除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以及明治天皇这些政治人物推崇扩张之外，与他们同一时期的日本大思想家--福泽谕吉，对日本近代的扩张也做了重要的理论宣传。有关福泽谕吉的思想对扩张的影响，后文再表。

担任兵部大辅的山县有朋在吸收了这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完善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山县有朋把"强兵"看做是"富国之本"，极力主张采取扩军措施，不断增加军费，迅速推进日本军队的近代化，还提出了进攻亚洲大陆的"大陆政策"的"理论根据"：即把日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把朝鲜、中国等邻国的疆土视为日本的"利益线"。

1882年8月15日，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提出了以中国为"假想敌国"的设想：欧洲各国与我国相互隔离，痛痒之感并不急迫，与日本相对抗的是中国。因此，日本要针对中国充实军备。

1890年3月，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里提出日本要与俄国争夺朝鲜、中国地盘问题。他说，"西伯利亚铁路已修至中亚细亚，不出数年即可竣工，发自俄都，十余日便可饮马黑龙江。吾人须知，西伯利亚铁路完工之日，即是朝鲜多事之时，即是东洋发生一大变化之机，而朝鲜独立之维持，有何保障？这岂非正是对我国利益线最有激烈冲击之感者乎"。

当年12月，山县有朋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他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众议院上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提出，要"发展国力，伸张国势"。"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朝鲜、中国。"山县有朋把朝鲜、中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以防止对抗沙俄侵占朝鲜、中国。

历数日本历史上如此众多的思想家们的"思想成果"，不难发现，这个岛国的文化从来就盛产扩张理论。

社会文化是一种社会集体意识的体现，是生活在某个共同环境下的人们的思想认同。如前文所述，按照"物质决定意识"的道理，一个国家的文化的生成与其地缘特点、气候条件有关。日本在其长期的历史中，扩张思想一脉相承，有其必然因素。这个国家先天是一个狭小的、为大洋包围的岛国，所以这个国家产生了内部"以和为贵"，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封闭狭小环境下的自卑心理，通过与他国的文化交融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自负和妄自尊大，日本宣称自己最优秀的民族来抗拒"先天不足"。

一个民族的学者和思想家，自然以引导民族的"自尊"为己任。所以，日本的文化精英们总是前赴后继地宣扬日本的中心论和对外扩张论。数百年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一种日本是世界中心的天下观。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日本人认为，任何的领土都可以占领，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是日本天皇的子民。

说起天下观，其实以本国为"天下的中心"，认为本民族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样的思想在多个民族都有过。这本身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是凝聚本民族力量的一种自我意识的体现。

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人，长久以来就认为本国乃天下之中心，所以才有了"中国"的自我称谓。事实上，汉族在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处于其他民族的包围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地处辽阔的大陆--而非日本那样有大海做屏障--汉民族一直面临着被包围的生存危机，所以"中国"虽然将周围民族视为蛮夷，但多数时间并没有进行武力征服，反而形成了"以和为贵"的外交策略。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平，多通过"和亲"、"安抚"政策。

日本则不同，日本历史上没有外部侵略的危险。外来的只是先进文化，而吸取先进文化到了一定程度，必然酝酿出自我保护性的反馈--对外来文化进行否定和回击--否则就有可能被同化的危险。

所以，在吸收中国文化数百年之后，日本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以大陆为侵略对象的扩张文化。传统的神道史观、天皇史观加上支持扩张的启蒙思想的催化，通过明治维新化解了民族危机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