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和孟可芸总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庆祝”：孟可芸比我先找到工作，她公司发放了一百块钱过节费，我们要庆祝；上下班的时候孟可芸在地铁上抢到了一个座位，晚上回家时我们要庆祝；孟可芸在商场抢到了物超所值的便宜货，我们要庆祝……

那一天，我终于找到了工作，当然更要庆祝！

我压在孟可芸的身上，听着她急促的呼吸声，看着她泛着红晕的脸庞，庆祝仪式开始了！

“你先去洗洗嘛！”孟可芸总是这么理性，就算在千钧一发的关口，她仍能想到一些我所想不到的事情。

“不洗了，来不及了！”我感性而又性感地说。

这就是我和孟可芸最为独特的庆祝方式。这是孟可芸的“发明”，我举双手赞成。在这座物质主义盛行的大都市里，这可能是最为经济实惠的庆祝方式了！

每逢我和孟可芸举行庆祝活动，住在隔壁的“合租人”就会重重地敲打着墙壁，以示抗议。这一回也不例外。

“合租人”是一位胡子拉茬的男人，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不修边幅，是一位漂在北京的落魄“艺术家”。他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他整日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很少错过我和孟可芸举行的“庆祝活动”。

“合租人”跟我们说过的话不多，他自认为与我和孟可芸不是同一类人。他每天呆在屋子里拨弄着一把破旧的吉它，自弹自唱着一首首自己写的歌。他把自己定位为“有希望的人”，因为每一位成功的音乐人都是从地下室开始的，这已然成了一条可复制的成功轨迹。他曾开玩笑地对我说，他的起点比那些从地下室里走出来的明星起点要高——至少他没有住地下室！

这就是“普通白领”与“音乐人”的最大区别，他们能从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房间看到希望，我却看不到这种大放异彩的希望。我跟他合租只是出于租房成本的考虑，这一切都是由我的工资卡所决定的。合租房并不是我梦开始的地方，也不是希望之旅的起点。

我与孟可芸最后一次“庆祝”就发生在不久之前。那一天，孟可芸的公司并没有发放过节费，她也没有抢到便宜货，更没有上下班的时候抢到地铁上的座位。因为那一天她哪里都没有去，而是一整天呆在家里，一直呆呆地坐着，等着我下班回家。

我一迈进家门，孟可芸就很委婉地提出要“庆祝”。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的话已经很少，我们曾经亢奋的奋斗激情已经变得疲惫了，我们日复一日地上班、下班，生活却没有一丝的改变。她说自己不想再这样做贼似的做爱，她想结婚，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家——真正的家！

我觉得她变了，变得话语不多，变得现实，变得神秘和陌生了。她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变”。是的，我的薪水一直没有变，我的职位一直没有变，我对她的爱也没有变。我就这样原地踏步长达三年之久。我唯一的改变就是越来越不喜欢北京这座我曾心神向往的城市了，她却逐渐喜欢上了这座城市。

我曾建议回到那座我们相爱的城市、那座我们出发的城市结婚生子，然后成家立业。可孟可芸不同意，她说我这是懦弱地退却。她喜欢上了北京的繁华，不希望跟着我狼狈地溃逃。

爱情与现实就这样最终演变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我无计可施，继续毫无起色地混迹在那间总裁办秘书办公室里，冥冥中等待着一份上帝签发的“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