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第二个原因，即提交给陆军报道部的剧本好像并没有充分符合他们的意向。《映画旬报》1943年1月21日号上12月29日调查的"制片厂通讯"栏中这样说道："根据陆军报道部的期望，眼下正在修改脚本。修改后的剧本比最初的规模要大得多。前往缅甸最早也要到1月下旬吧。"之后，2月1日号（1月19日的调查）的报道说："依然与部队进行协商，在此基础上，讨论剧本的问题。"再往后的2月11日号（2月1日的调查）中说："继续做准备，剧情已经完成，但是剧本可能要到3月上旬小津导演到达缅甸之后完成了。"似乎陷入了相持不下的状态。代替佐野周二的演员也没有公布。

有关这期间的情况，斋藤良辅在前面提到的采访中说道："电影中很少出现坦克，也很少出现飞机，因此这能说是现代化战争吗？没有这些。"他还针对"从部队上说这是完全不可行的吗？"的提问做了这样的说明："也并不是说不行。是说能不能成为稍微有点宏伟气势的故事。"

这是《茶泡饭之味》事态的再现：或者从头再来，或者只有放弃。对方是部队，因而受迫于一种艰难的选择。他也不可能对时势的动向满不在乎，不会想到冒着危险采取有意的消极怠工手段。他采取了他自己独特的应对方法。从结果来说，在当时，过多地保留了旧体制下英美式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这孕育了战后一直伴随着他的与时代不一致的问题。但如果再做一些让步，就已经不是小津所说的"电影"了。

于是在不知怎样做的时候，从别的地方传来一个提议，这一次不是从陆军省，而是从参谋本部来的。是有关印度独立军的提议。这样，这边的商谈还处于争执之中，对小津来说，可能就有了接受来自参谋本部的提议的打算了吧。（《问斋藤良辅》)

这个时期的小津动向即便在电影杂志的通讯栏中也非常混乱，难以捕捉正确的内容。《映画旬报》直至5月11日号，一直报道着准备《缅甸战役》的消息。不可忽略的是，1月份以"在电影制作方面使参与策划、演出、脚本以及评论的人们最大化地扩充并扶植其必要的知识为主旨"，成立了"战时电影特别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似乎是听命于和部队相关的人。我们可以确认小津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这并不偶然，因为他从事着与部队相关的工作。

这个时候记录下小津改变策划的是《电影评论》1943年4月号的"制作通讯"栏。从杂志发行日期判断，这是3月中旬的消息。

小津安二郎这之前完成的脚本由于某种原因中止了，现在正在重新执笔一部以东南亚为舞台的脚本，6月份左右，摄影工作人员将前往东南亚。脚本的内容以及其他方面都不清楚，不过脚本与最初一样，是由小津安二郎、秋山耕作和斋藤良辅三人共同执笔的。

他的动向之所以并不清晰，也可以认为是由于剧本具有一种难以向公众展现的东西。

此外，大映的岛耕二导演的《新加坡总攻击》于1943年4月29日首映，东宝的阿部丰导演的《向着那个旗帜攻击--科雷吉多尔的结局》于1944年2月10日首映。

小津安二郎在新加坡逗留的时间很长，包括日本战败后的拘留所生活，共达两年七个月。然而，这个体验在小津安二郎身上好像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影子。除去刚刚回归日本的时期，他没有以任何文字的形式提及。这是一段令人感到奇妙的空白时期。

1943年6月，小津安二郎飞到新加坡。这里处于日本的军事统治之下，被称为昭南岛。自1941年12月8日开战以来，日本部队用五十五天时间横扫马来半岛；1942年2月9日开始攻击英国东洋舰队的基地新加坡；15日英国军队无条件投降，16日日本军队进入城市，17日改名为昭南岛。

1942年的昭南成为日本文化人来往的地方。这是由于军部出于宣传和教化的需要，把他们大量地动员（征用)到这里来。根据中岛健藏--作为宣传班的成员于3月至12月逗留在这里--的《雨过天晴之卷：回忆的文学⑤》（平凡社，1977)的记载（据《文艺年鉴：2603年版》），马来方面征用的职业作家有：会田毅、小出英男、神保光太郎、中村地平、寺崎浩、井伏鳟二、中岛健藏、小栗虫太郎、秋永芳郎、大林清、北川象一（冬彦）、里村欣三（后到加里曼丹）、海音寺潮五郎和田中克己。井伏鳟二任命为《昭南时报》的社长，神保光太郎在昭南日本学园担任当地居民的日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