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确实心无旁骛。他们的立法家利库尔戈斯就已经把这件事给办妥了。如果一个斯巴达人的孩子出生，孩子看上去身体虚弱，将来服不了兵役，那么人们就迅速处死这个孩子。但是如果孩子强壮，那么这孩子就必须越长越强壮，必须从早到晚进行体育锻炼，必须学会忍受痛苦、饥饿和寒冷，吃劣等的饮食，不可以从事消遣娱乐活动。有时候人们毫无因由地就打这些少年人，只是为了让他们习惯忍住疼痛。人们今天尚还把这样一种教育称之为“斯巴达式的严格教育”。你知道，这种教育卓有成效。在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战役中，确实是所有的斯巴达人遭到波斯人的残杀时都宁死不屈，一如他们的法律所要求的那样。能够这样去死，这不是小事。但是能够活着，这也许更艰难，雅典人力求能够这样活着：不谋求一种好的、安逸的生活，而是谋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谋求一种人死后会留下点什么的生活，会让后人有所得益的生活。你将会看到，他们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的。斯巴达人其实是因害怕他们自己的奴仆而变得如此好战和勇敢啊。在雅典却没有多少理由要害怕，那里的情形完全不一样，那里没有这样的强制措施。跟在斯巴达一样，在雅典也是贵族占统治地位。那里也曾有过严厉的法律，是由一个名叫德拉古的人制定的。这些法律十分严厉和冷酷，人们今天还在谈论德拉古的严厉呢。但是雅典居民乘坐他们的船四处远航因而见多识广，他们没有能够长久容忍这种状况。

有一个贵族竟然如此贤明，想在整个小国家中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这个贵族叫梭伦，他在公元前594年，也就是在尼布甲尼撒时期为雅典制定的宪法叫梭伦宪法。从此这个民族，这座城市的公民便总是自己决定什么事应该干。他们聚集在雅典的城市广场上并在那里表决，根据多数人的意志作出决定，也选举一些有经验的人组成委员会，让这个委员会去实施作出的决定。这样一种宪法所规定的叫公民政权，希腊语叫民主。当然并非每一个居住在雅典的人都是在大会上有表决权的公民。在这方面是有区别的，这要视个人的财产状况而定，所以许多雅典居民并不参与执政。但是每个人都能朝这个方向努力，所以每个人也就都对城市的各项事务感兴趣。城市在希腊语中叫城邦，而城市的事务就是政治。

诚然，在一段时间里一些受民众爱戴的贵族夺取了统治权，人们称这样的独裁统治者为专制君主。但是不久他们又被人民赶走了，后来人们就更加注意让人民自己真正进行统治。我已经给你讲述过，雅典人是很不安宁的人。所以他们纯粹由于害怕再次失去自由而推翻了所有的政治家的统治并将他们逐出城市，他们担心这些政治家会得到太多的追随者并由此而使自己成为独裁者。这是曾战胜过波斯人的自由的雅典人民，也就是后来很不知感激地对待米尔提亚德斯和泰米斯托克利斯的雅典人民。

但是有一个人没有受到他们这样的对待，这就是一位名叫伯里克利的政治家。他很善于在公民大会上对大家讲话，讲得雅典人越来越相信，是他们在商议和决定要做什么事，而实际上这些事早已由伯利克里决定了。倒不是因为他有某种新型的机构或一种特殊的力量，而是仅仅因为他最聪明能干。就这样，他获得了最高统治权并自公元前444年起——这个数字像它所表明的时代一样美——便实际上单独领导了这个国家。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雅典应该继续保持强大的海上力量，通过与别的伊安尼尔人的城邦结盟，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些城邦也给雅典纳税，因为这个强大的城邦为他们提供了保护。这样，雅典人就富了起来，就能够开始凭他们的才干做一番大事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