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爱男人不外乎四种情形吧。物质之爱，男人能满足她物质的需求，不管是基本的生活保障，还是奢华的一掷千金；身体之爱，就是张爱玲所谓的“通过女人的心通过阴道”，极致的肉欲让人欲罢不能；精神之爱，有些女人爱的是精神引领者，事业的导师，掺杂着崇拜和恋父情结；莫名之爱，这种爱说不出明确的原因，但是没来由地受到掌控，很多人说是前世姻缘，就像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至于慈、悲之间，我感觉，最初她对他，应该是对大师、名人的崇拜之情。

在逐渐的交往中，那个本来有些被神化的男子，表现出怜惜和关爱，敏感的女孩子不会察觉不到，一来二去之间，她就把自己交出去了。

首先交出去的当然是信任，她相信他的见识，他的判断，他的境界。她像海绵，吸收着他，像向日葵，追逐着他。

徐悲鸿不知不觉间也把她当做作自己的作品了吧？大大小小的事情，几乎都由他代为做主。小到孙多慈求学期间的课程，由他酌情选定；工作之后孙多慈办画展，徐悲鸿前后张罗，拿主导意见。筹备期间孙多慈本来想把中国画也放进来，大师坚持只要西洋画，既然叫西洋画展就名副其实，而且女画家的西洋画展在那时候也更有特点，孙多慈依计办理，画展果然成功。更不用说出书、出国这样事关前途的大事，徐悲鸿更是一一规划。

他们之间的感情产生于蒋碧薇及众人发现和议论之前、之后或者同时，恐怕连他们自己都界定不清。又不像烧开水，一百度就沸腾了。地下情、师生情、婚外情，那些暗生情愫，枝蔓纠结，怎么理得清楚？

但我始终相信，有那颗种子才会发芽，不会像孙多慈辩解的那样，我们本来没有什么，大家都这么说，师母也来兴师问罪，索性就成全大家吧。这实在是找个理由，来解脱自己的内疚和不安。

慈、悲之恋，越来越不可遏制。就像回到了少年时期，越是家长不让做的越是充满了叛逆的新鲜、刺激和冒险。

1934年10月，金秋时节，徐悲鸿带学生去天目山写生。因为出国办展览，跟学生分别将近二十个月。尤其是慈、悲，颇有点“小别胜新婚了”吧。于是在一些僻静处，两人情到浓时，不由得深情拥抱相吻，这样的一幕还被一个带相机的同学收入进了镜头。

孙多慈是惹人怜爱的，苏雪林这样描写过对她的第一印象，“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穿一身工装衣裤，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可爱”。不用说徐悲鸿沉浸在这样的“甜蜜可爱”当中。

就在天目山上，层林尽染，暮霭深处，孙多慈在山间的小路旁，发现了一树红豆。她伸出纤纤玉手，满怀愁思和柔情，郑重摘下相思豆，娇羞地捧给老师，那就是少女的心思 爱的箴言。

徐悲鸿的反应很配合，非常少年。一回到南京，就到银楼打了一对戒指，把红豆镶入其中，一个刻着慈字，一个刻着悲字。一个中年男子，还能生出这样的情愫，做出这样浪漫的举动，是幸，还是不幸？

有人说大师就是小孩子，还真是这样，蒋碧微回忆恋爱中的徐悲鸿，“有时晚上参加应酬，他经常也是吃到一半，就藉词要上夜课而退席，把困窘而尴尬的我留下。最令我难堪的是，他会在酒席上趁人不备，抓些糖果橘子在口袋里，后来我知道，这些也是带给孙韵君（多慈）的。碰到他这样做的时候，我只好装做视而不见。有时我也促狭起来，他把带给孙韵君的东西预备好以后，放在桌上。等他有事走出房间，我就悄悄地藏过，他回来一看东西不见，不好意思问我，也就讪讪地走了。”

我曾经看到徐悲鸿儿子徐伯阳写回忆录说，在困难时期，徐悲鸿在外面开会，也会把糖果、点心装进兜里，带回家给他们吃。大师确实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疼爱。